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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热闹的是X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X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X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作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X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我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道，不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