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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他对我说主席是很随和的。他还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父亲藏书较多，主席经常问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之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主席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主席。主席七十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父亲带我去了。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主席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我同毛主席握过手。但这一次我竟在只有十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就在那段我经常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习英语的时间里，在闲谈中，主席多次提到对父亲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主席都要我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三人一起晚餐。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主席问我：“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我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主席认真地望着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答：“1957年1月。”主席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我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接着主席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我父亲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主席又考问我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我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我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主席听着我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我，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我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主席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此时面对毛主席这位伟人，我才忽然意识到除了鲁迅的文章，我对父亲的了解竟如一张白纸。我从未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主席没有让我太难堪，他对我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主席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主席说父亲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父亲后来流亡日本。主席问我：“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我是在毛主席引导下开始认真认识父亲的，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