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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做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做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的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到了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我同去沙洋。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