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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哥的关系僵持很久，最后也是到“文化大革命”才“解冻”。1973年父亲去香港时，我向周总理要求让大哥同去并留在香港陪伴父亲，大哥很高兴。父亲不幸在香港去世时，大哥尚未结婚。丧事处理完毕后，他对我说他想从院中搬出，独住一处。我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大哥找房子。国管局提出几处单元房供大哥选择，我请他去看房，他却说：“我不看，随便。哪里都行，只要有个地方作画，我可以睡在画上。”我听了，心里发颤，不觉为他掠过一丝凄凉。大哥一生醉心于他的艺术，却始终未被艺术界承认。六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中，都有老父给他庇护；如今父亲不在了，他孑然一身如何度日呢？于是，我为他四处奔波看房，尽我所能把大哥的晚年安排得妥帖些。当时，大哥的眼疾已经日趋严重，我坚持为他找一个底层的宽敞住处，使他不必爬楼，又能有阳光充足的房间可供作画。最后在国管局领导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处四居室住房。大哥很满意，搬了进去。不久，大哥终于同徐女士结合。他总算有自己的家了。那些年副食供应困难，品种也很少。我每月两次为大哥从我们的特供站购买粮、油、副食，特别是治疗大哥眼疾所需的羊腰子。大哥来取食品时常同我闲谈一会儿，我觉得他结婚后似乎不那样孤僻了，我们间相处也很自然了。后来我又为他安排了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为他做了手术，使他在一段时间内视力有所恢复。此时，我内心压了二十年的重负才终于卸了下来。我似乎觉得父亲心中也一直压着这块石头。此时他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在他去世之后为大哥所做的一切，当也瞑目了吧？现在回过头来讲这段不愉快的家史，我不觉茫然。我想在那个历史洪流猛烈冲击中国大地每个人心灵的时代，我们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也许是谁都没有过错的——我、大哥、父亲，我们恰好是三个时代的三代知识分子。我们都有过自己革命的激情，都有过各自的过失和错误。我相信当1903年父亲作为学生的“魁首”在他就读的南京陆师率众参加拒俄运动，组织抗俄义勇队，反抗清政府的腐败，最终退学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发起的爱国学社时，当他年仅二十二岁接任《苏报》主笔，高举反对清王朝，反对保皇派的旗帜，大骂光绪皇帝，1903年7月《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以及他先后被捕入狱时，他不也是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吗？他1904年与杨守仁等计划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于上海时，他也是同样地义无反顾的。我和父亲在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惊天动地的时代中都为我们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作出过牺牲。大哥的青年时代不幸是在欧洲30年代希特勒狂热主义熏染下度过的。他在思想意识上也许是纳粹主义的牺牲者。从那以后，他一生没有找到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父亲、大哥现在都已作古，带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辉煌，他们的悲伤，他们的彷徨。如今只有我还在这世上为我的理想而寻找，而奋斗！
大哥回家后向父亲告了我一大状，说这全是我的“揭发”。我则理直气壮认为我做的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父亲当时显得十分困惑，他单独同大哥谈了话，母亲后来向我透露父亲叮嘱大哥以后凡我在家时说话要注意，不要乱讲政治问题。那天深夜，父亲叫我到他书房里，对我说：“你跟共产党走，我不反对。我和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几十年了。我没有把你送到台湾、香港去，就是要你跟共产党走嘛！不过你无论对自己家人或外人都不可随意乱讲，危害于人。你说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但你看看章可是坏人吗？他性格孤僻，埋头他的艺术，至今无所成就，是我一个心病。但他怎么可能是纳粹党成员呢？你知不知道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是根本不吸收外国人加入他的纳粹党的？”父亲叹口气说：“好吧！你要走自己的路也罢，但你年纪还小，许多事还并不懂得。我只希望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这是我一生信守的为人之道啊！”我为自己的行为申辩了一番，父亲疲倦地挥挥手说：“我要对你讲的都讲了。你不必说了！”从此，大哥章可将近十年在家里不同我讲话。餐桌上只要有我在，大哥竟十年如一日一言不发，埋头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