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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从大店铺的招牌到社会名流的寿屏，各界朋友索求“墨宝”，送来的各式宣纸多得堆成小丘，真是应接不暇。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有奖金。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父亲去了北平后音讯全无。接着我们听说和谈失败了。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自从和谈失败后，我们家开始受到国民党人员和特务的骚扰。有时深更半夜来敲门，说是查户口，大概是怕我们全家逃走；有时又派要员“拜访”母亲，劝说她立即去台湾。记得有一次来人吓唬我母亲说，父亲已经被共产党关起来了，如果上海“陷落”，共产党是一定要杀我们全家的。他们要母亲立即带我去台湾。又一次他们来对母亲说共产党野蛮得很，共产共妻，我这么大的女孩留在家里很危险，她如果坚持不走，也可先把我送去台湾！还说共产党斗争有钱人，不许妇女穿皮大衣。在北平，凡妇女穿皮大衣者，都被罚在街上像动物一般爬行，等等，等等。那时母亲被吓得够呛，但她却异常坚定地拒绝了带我去台湾的机票。她说等不到父亲的消息，她哪里都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