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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Uncle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我更蒙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学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方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