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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父亲不仅原谅了我，而且若干年后他对我自己所走的路感到欣慰和骄傲。1972年，母亲已去世，父亲也已九十一岁高龄。那年春天，他患肺炎住院。我已调去外交部，参加了中美会谈的工作，接待了尼克松访华。出差归来，我赶去医院看望父亲。推门进去见到父亲瘦弱的身体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显得很寂寞，嘴里自言自语地可能在吟诵着什么诗句，这是他的习惯。我刚从尼克松总统访华那激动繁忙的日日夜夜中，从那无处不在的几十架闪光灯前回来，猛地看到病床上孤独的老人——我的父亲，心头涌上一阵难忍的心酸和歉意。我对年迈的父亲照顾太少了！他那时头脑异常清晰，只是耳朵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摔下造成骨折，以后腿部肌肉萎缩因而行动不便，要靠轮椅了。
由于基本上已经内定了，因此我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以进入清华，却还是优先被“北外”录取了。学校远在西郊，我一般两周才回家一次，与父亲交谈就更少了。但他却还在关心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大约1956年，周总理去家里看望父亲，问起父亲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总理照料。父亲竟提到我，说小女在外国语学院读书，望总理有所关照，毕业的时候留在北京，留在两老身边。母亲还拿出一张我的放大照片送给总理和邓大姐。我当时在学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学院的党委书记找我去说了这件事，并说总理办公室关照学校要对我这个“民主人士子女”适当照顾。那时，我正在申请入党，盼着早日摘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父亲偏偏替我去向总理要求照顾，我可真正地气坏了！那个周末，我跑回家，冲着老双亲嚷嚷着要他们不要管我的事。我说你们去求总理，使我无地自容。我要靠自己！毕业以后我也不留北京！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心里很不好过。当初我这样伤害两位倾心爱我的老人，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悲伤！
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和他谈，喊累了就笔谈，他说我写。尽管这种谈话非常吃力，但我看到他高兴，我由衷地感到我欠父亲的情太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中能为他增添一些欢愉，我良心的不安似乎也有所解脱。
1953年我从高中毕业，原来我报考大学的四个志愿中两个是工科：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另两个却是文科：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当时正值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那一代中学毕业生满怀激情，渴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我听过一次钱正英同志的报告，因而特别想学水利，到三门峡去。但我心中却仍留恋文科，所以还是报了中文和新闻作为第三、第四志愿。父亲毫不干预我的选择，我想那时他已认识到我的生活道路只能由我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响我的。后来，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我情绪很坏，抗美援朝运动之后，中学生里普遍有排外思潮，学外语并非我的愿望。但另一条却又是很坚定：服从组织需要。这时，父亲却很耐心地劝说我。他说外语是门很好的学科，天地很大。他说：“我看你学工程不见得一定合适。说不定将来学习外国文学对你倒是蛮好的呢！”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对我的了解是正确的。
父亲坚持要我同他一起晚餐，我把家中带来的菜和医院的饭菜摆在可以架在床中间的小桌上，我们父女相对而坐一起吃饭。父亲那天晚上精神很好。在我准备回家时，他招手叫我到床边，拉住我的手，缓缓地说：“你现在做大事情了，我很为你高兴。你能到今天，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事，你不要怪我。你自己走自己的路更好。我为章可（大哥）做得太多了。他一辈子在我身边，什么都是我安排，结果对他并无好处，他一事无成。你三个哥哥，一个都未能成大业。我没有想到你自己奋斗出来了。你跟共产党走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很好照顾你和章眉，心里很不安。章眉在国外也很艰苦，将来你照应她一些吧！章家门里能出你这样人才，我也有安慰了。”父亲的眼里突然闪起泪花，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想拥抱父亲，想忏悔我年轻时对他的伤害。但我默然站立在病床前，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我轻轻拍着父亲干枯的手背说：“爹爹（湖南习称），你别难过。我是解放后成长的，和章可、章眉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都不靠父母安排。你放心，我会给章家门争气的！”父亲微微笑了，放开我的手说：“快回去吧！妞妞（我的女儿）在家等着呢！”回家路上我陷入沉思，我们父女近三十年关系的演变多不寻常！我真高兴在我的思想趋向成熟时父亲还健在，我们有机会和解，不致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而这种和解的进程追忆起来是从1957年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