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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幅画该清洁一下了。”他说，指着母亲的画像。
“嗨，克罗斯比！”他说。
“这幅画不错，”他又说，仔细打量着画，“不过，那儿草地上不是本来有朵花吗？”
他站在那儿，看着这个在建筑上毫无特色，却无疑居家十分实用的巨大宅子米黄色的门脸，他父亲和姐姐还住在这里。“现在她是越来越会花时间了。”他想，在风中瑟缩着。这时门开了，克罗斯比出现了。
埃莉诺看着画。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好好看过这幅画了。
“老克罗斯比还要让我再等多久？”他站在阿伯康排屋的房子门前，按着门铃，心想。寒风刺骨。
“是吗？”她说。
“西班牙国王的女儿，”他转过街角时哼着，“来看我……”
“是的，一朵蓝色的小花。”马丁说，“我记得小时候……”
这是个肮脏、卑鄙的结局，他想。我过去很喜欢到这儿来。但他讨厌沉迷于令人不快的想法里。有什么用呢？他问自己。
他转过了身。他看到罗丝坐在茶桌边，仍然捏着拳头，他心里涌起了儿时的往事。他看到她背靠教室门口站着，满脸通红，嘴唇闭得紧紧的，和现在一模一样。她本来想让他做些什么。他手里团了一个纸团，朝她扔了过去。
“已经卖了！”马丁说。他稍稍绕了点路，来看看布朗恩街的房子。而房子已经卖了。这红色的字条让他很震惊。已经卖了，而迪格比才死了三个月——尤金妮也不过一年多一点。他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满是尘土的黑窗户。这房子很有特色，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尤金妮对这房子非常自豪。我过去很喜欢到这儿来，他想。可如今，门口地上扔着旧报纸，栏杆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稻草；因为没有窗帘，他能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的空房间。地下室里有一个女人正从一个笼子的栏杆后面抬头看他。再按铃也没用了。他转身离开。他走上街道时，心里感到有什么东西熄灭了。
“孩子们的生活多么糟糕！”他穿过房间，朝她挥着手说，“不是吗，罗丝？”
房屋中介的告示板上贴了一长条鲜红色的纸，上面写着“已售”。
“是的，”罗丝说，“而且他们没人可说。”她又说。
马丁站在那儿。
又是一阵狂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门铃响了。就等他按铃吧，按吧，她吼道。她再也不会去开门了。他就在那儿，站在门口。她可以看到栏杆旁立着的一双腿。任他想按多久就按多久。这房子已经卖出去了。他难道看不见告示板上写的通知吗？他不会读吗？他没长眼吗？她朝着火炉缩得更紧了，火上已经裹住了灰白的炭灰。她能看到他的腿在那儿，站在门口，在金丝雀笼子和那堆脏衣服之间，她本打算去洗的，可这风吹得她的肩膀疼得受不了。让他把房子都按垮吧，她才不在乎呢。
“皮姆小姐的温室吗？”马丁手放在门把上，停下了。
看房人马蒂·斯泰尔斯，在布朗恩街的房子地下室里缩成一团，她抬起头看着。人行道上一团尘土被吹得哒哒乱飞。尘土从门缝、窗框缝飘进了屋，飘上了柜子和梳妆台。但她并不在意。她是一个不幸的人。她本以为这份工作很安稳，至少能做到夏末。结果夫人去世了，先生也一样。她是通过她儿子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儿子是个警察。这房子及地下室在圣诞节之前是不能租出去的——他们是这么告诉她的。那些由中介安排来看房的人，她只需带他们四处看看。她总是提到地下室里有多么潮湿。“看天花板上的水渍。”确实有，没撒谎。也都一样，从中国来的那帮人照样喜欢。他说，这房子很合适。他在城里做生意。她是个倒霉的人——过了三个月得到了证明，她只好寄宿到皮姆利科她儿子的家里。
“皮姆小姐？”埃莉诺说，“她已经死了有二十年了！”
正值三月，吹着风。其实不是“吹”，而是刮，是鞭打。如此无情的风，如此不合时宜。它不只是吹白了脸庞，在鼻子上吹出了红点；它掀起裙子，露出粗壮的腿，把长裤吹得紧贴腿上，显出瘦骨嶙峋的小腿。这风里没有圆滚滚的果实，反而更像一把长柄大镰刀弯曲的刀刃，割起来十分锋利，只是割的不是玉米；它摧毁一切，为这不毛之地狂喜。一阵狂风它吹走了颜色，即便是国家美术馆的伦勃朗画作，或是邦德街橱窗里的纯色红宝石，一吹就没了颜色。若说它有哪个繁育之地，那就是道格斯岛上，在某个被污染的城市的河岸边，毫无生气的济贫院旁摆满的马口铁罐子里。它将腐叶抛起，令它们的存在状态更加低级，鄙视它们、嘲弄它们，却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这被鄙视、被嘲弄的一群。腐叶坠落。风呼啸而过，呼啸着它摧毁一切的喜悦，它的能量——剥去树皮、吹落鲜花、露出白骨。它一成不变、枯燥无味地吹白了每一扇窗户，将老先生们吹进了俱乐部里弥漫皮革气味的越来越深的深深处，将老夫人们吹到卧室和厨房里，两眼无神、面颊僵硬、无精打采地坐在流苏装饰的椅套上。它肆意放纵，吹空了街道，扫清眼前的活物，猛地吹至海陆军商店外停住的一辆垃圾车，吹落在人行道上，散落的一堆旧信封，一卷卷碎发，各种废纸，血迹斑斑的、黄渍斑斑的、染污了油墨的，将它们吹得刮过地面，刮上石膏雕像的腿、灯柱、邮筒，狂乱地紧贴住路边的栏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