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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犹如一张白纸，落在教堂的墙壁上，照亮了跪在壁龛中的那家人，和于一七八〇年为本教区那位救济穷人、虔敬上帝的乡绅竖立的石碑——于是这整齐的声音沿着大理石名册往下念着，仿佛可以因此在时间和空间里留下自己的印迹。
“他总是这个样子，”克拉坦顿忿忿地说。
此时，一只狐狸从金雀花丛后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
“上帝作证，他准喜欢，”马林森说。
即使在晚上，教堂也似乎总是人满为患。教堂里的长椅破旧油腻，教士服摆在原位，赞美诗集搁在架子上。这是一艘船员都已归位的轮船。船骨竭尽全力承载着死去及活着的人们，有农夫、木匠、猎狐人和带着泥土与白兰地气味的农场主。他们异口同声、字正腔圆地念着将时间与广袤的荒原永恒地分离开的词句。悲叹、信仰与挽歌，绝望与喜悦，但主要还是理智与冷漠，在这五百年间随时都会破窗而出。
“你喜欢贝拉斯克斯吗？”克拉坦顿问。
正如贾维斯夫人走到荒原上时所言，“何等幽静！”正午时分，万籁俱寂，除了四散在荒原上的猎人；午后依旧悄无声息，除了漫游在荒原上的羊群；入夜后，荒原才是真正静了下来。
“哎，佛兰德斯，给你家里的信写好了？”当雅各拿着一封寄给英格兰的斯卡伯勒近郊的佛兰德斯太太的信进来，在他们旁边坐下时，克拉坦顿说。
一枚石榴石胸针掉进了草丛里。一只狐狸鬼鬼祟祟地溜过。一片树叶的边卷了起来。迷蒙的月光下，五十岁的贾维斯夫人在营地里休息。
“你用不着把这整件该死的事重复那么多遍，克拉坦顿，”马林森说，这位矮个子的秃顶画家正坐在一张大理石桌旁，桌面上溅满了咖啡点子，还有一圈圈葡萄酒杯的红印。他语速很快，无疑已有三分醉意了。
“……而且，”佛兰德斯太太挺直腰杆说，“我向来不喜欢帕克先生。”
出国旅行的雅各·佛兰德斯在巴黎稍作停留。（他母亲的堂姐，老伯克贝克小姐，于去年六月去世，并给他留下了一百英镑。）
“我也不喜欢他，”贾维斯夫人说。两人开始往回走。
比如说现在这一幕。
然而她们的声音在营地上空飘荡了一会儿。月光不伤一物。荒原尽数接纳。只要汤姆·盖奇的墓碑还在，他就高呼不止。罗马人的尸骨得以保全。贝蒂·佛兰德斯的织针和石榴石胸针也完好无损。有时在正午的灿烂阳光下，荒原就像一个保姆一样收集着这些细小的珍宝。但是在午夜，无人言语也无人奔走，而山楂树纹丝不动地伫立时，用“怎样？”“为何”这种问题叨扰这片荒原，就显得愚蠢至极。
她正等着的那趟邮班（她信步走上道兹山时，零乱的教堂钟声正在她上方回荡着赞美诗的曲调，时钟透过回旋的余音清晰地敲了四下；建筑的玻璃在暴风云下呈现紫色；二十几座村舍畏缩在一片阴影下，寒碜无比），那趟邮班，带着它各式各样的信件，信封上的字迹有的粗大醒目，有的歪歪扭扭，有些贴着英国邮票，有些贴着殖民地邮票，有的则是匆匆印上一道黄杠，邮班即将把无数的讯息散播到世界各地。我们是否通过这种用长篇大论交流的习惯收获了什么，则不是我们能够得知的。不过现如今写信已经成了一种虚有其表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游历海外的年轻人，似乎多半会这么做。
然而，教堂的钟敲了十二点。
“阿彻，”佛兰德斯太太说，语气中流露出母亲对长子常有的那种温柔，“明天就到直布罗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