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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在别处还有个聚会需要参加。
母亲和我一样，也是面馆人家的女儿。她本来有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哥哥，被拉去参军，没有回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舅舅。儿子下落不明，家里正缺人手的时候，我的父亲及时出现，外公内心是欢喜的。外公没有摘掉写有汉字“守山压面厂”的小招牌，一直保留。我在旧照片里也能看到那个招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木板房，即使外公的面条工厂连夜工作，还是生产不出足够的面条。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忙，除了父亲，家里还来了另外两个年轻人。三十五岁的父亲怎么和二十岁的母亲结为夫妻了呢？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个有能力的人，说不定上辈子拯救过地球。无论什么事，父亲接手后绝对不会左顾右盼，只是默默去做。他就是这样死心眼的人，深得外公信任。父亲的性格和外公截然不同。外公把工厂的事情全部交给父亲，自己去外面游荡。父亲和母亲自然而然地走近了。外婆几乎是推着母亲促成了这件事。外公的工厂生意兴隆，还买下了隔壁和后院，生意越做越大。外公开始喝酒，出入有女人的酒吧，后来和外婆分居。生下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后，外公就不再回家了。工厂和房子都卖掉，父亲带着外婆和母亲来到首尔。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来到南边后学会的技术只有压面条，而这门技术发挥了作用。外婆用手中的钱，再加上借债，买了一台面条机。他们没有能力去像样的小区或大市场开店，于是找到了郊外的贫民区，也就是达谷。
在座的各位都很忙，我们快点儿开始吧。
直到读了高中，我都是社区里唯一的女学生。我喜欢读书，性格还好。除了我，还有个男生，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社区了。
等候的职员带我去了挂着“亚洲世界”筹备委员会牌子的办公室。林会长热情地迎接了我，崔胜权在准备说明会。道政府派出的负责人、文化部来的局长、金融公司的人、银行领导、不认识的年轻人，坐在会长身旁。会长说：
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拿着书来到晾面条的阁楼，把自己关在那里。那是我摆脱现实，进入自我世界的空间。来到首尔几年之后，外婆去世了，家里的生意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父亲赚的钱刚好够我们一家三口吃饱喝足。
我乘坐公司的车去了首尔郊外。原野里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个住宅区，边缘是新建的现代化大厦。有的地方只是支起了架子，有的正急匆匆地用金属和玻璃装饰混凝土外壁。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我知道我们社区的男孩子们喜欢我。四五个男孩假装到公用水龙头接水，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底下嬉笑玩耍。主要是宰明哥的兄弟和擦鞋的孩子们。除此之外，我记得还有个叫大块的孩子，也是对我穷追不舍。朴敏宇却不在他们的行列。朴敏宇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小混混，我为自己和他们住一个社区而感到羞耻。
不露心迹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天性，我常常笑而不语。总之，我也不容置疑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这个社区的情况很糟糕，没有几户人家有玻璃窗。大部分都是木板钉的窗户，令人沉闷。即使是白天，不开窗户的话，屋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看不见外面。我的房间第一次安装玻璃窗那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现在还难以忘记。上中学的某个春日，父亲给我们家安装了玻璃窗。睡觉之前，躺下就可以看见满天繁星，白天耀眼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感觉像是祝福。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我常常呆呆地贴在窗前，凝视窗外。
林会长提出了“亚洲世界”的策划案，到了后半部分，崔胜权做了更详细的说明。我有在贤山建筑公司供职和自己创办事务所的履历，大概也能看出这种事是什么性质。执行力的强弱取决于当权者的关注点。何况是在首尔郊外，京畿道知事是谁、是否属于执政党，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策划案由崔胜权带来。他已经搭好了桥，工作开始后，这座桥会变得更为坚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不断拓宽社交范围，四处搭桥。站在向阳地是很简单的。观察掌握权力的人说什么，然后不是说同样的话，而是想出相似的词语，证明自己本来就有同样的立场。有时这种方式行得通，有时也会遭遇挫折。即使遭遇挫折，也不会被推出很远，因为他们已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本意单纯而善良，并不会对主流社会造成伤害。尽管无聊而庸俗，不过中产阶层坚信这是完美的见识。
那天，我也是站在窗前往外看，正好看到不远处鱼饼店家的儿子朴敏宇提着什么东西，朝我们家走来。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似乎有些犹豫。我生怕被他看见，急忙后退了几步。心跳莫名地加速，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他的声音：有人吗？那天他带来一捆鱼饼。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比那更美味的鱼饼。
那也算是某种上流社会的社交俱乐部。我们只是单纯的信仰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