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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也上了高三。朴敏宇考上了韩国最好的大学，渐渐地，在社区里很难见到他了。许久没有联系，后来我去市场买鱼饼的时候会厚着脸皮问：敏宇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几个月回家一次，也只是在店里待一会儿，急匆匆吃完午饭就走了。听说他住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自己赚学费。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希望自己不比他差。我咬紧牙关，只要再坚持一年，我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好像是去年吧，大东建设的林会长联系到我。我去吃晚饭的时候，崔胜权已经等在那里了。几年不见，他的语调一如从前，还是文化决定世间万事的语气。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车顺雅想跟我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说自己的事？这个故事的最后是什么？疑问接踵而至，段段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正如她回忆的那样，我上大学不久之后，再回达谷就像旅游了。后来我又参军，自然就和那个地方越来越远。退伍复学，我准备就业，毕业后在贤山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年也就回去一两次。我留学的时候，我们家结束租房生涯，搬了家。搬进新家不久，父亲去世。随后十几年里，贫民区成为城市拆迁区，邻居们四散而去。
他把文化和经营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起来，出书、演讲，吸引了很多人。他负责好像名为“诗·句”的文化财团，看起来像是闲散人士的社交俱乐部。近几年我接到他的邀请，参加过两三次。一起吃自助餐，交换名片，召集知名人士听演讲，根据当天的气氛，跟随拥有别墅的会员继续联欢。他们充满善意的话语和斯文的态度令人厌倦，难以忍受，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忍住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多少也能理解他们的孤独和不安，他们只能不停地追逐向阳地。人生好不容易实现了小小的岌岌可危的成功，必须变得更牢固，更庞大。我走过的路和崔胜权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对世界更冷漠而已。
我幸运地考入名牌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很多东西在贫民区的时候我不知道，然而当我逃离那里，就会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首先，那里的大部分邻居都是全罗道人，庆尚道人有我们家和车顺雅家，仿佛不小心误入黄豆芽屉并且扎了根的黑豆。身在底层似乎没什么不同，可是当我脱离那个狭窄的世界，出身岭南的事实就成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条件。庆尚道出身的将军和政界人士执掌政权，庆尚道的商人也多了起来。进入机关或公司，只要听见方言就会觉得安心。我甚至想，如果我不跟随父母来首尔，而是经过灵山邑到附近城市大邱读高中，也许对我更有利。要是这样的话，我的人际关系会更稳固，困难也会大大减少。眼前的人可能是同学的同学，论起族谱或许是亲戚，同乡的人们具备很多相同的要素。
留学归来，我回到贤山建筑公司做了室长。有一年，他的弟弟崔胜权给我打电话。出于业务需要，他打听到了我。当时他像万事通似的对建筑、设计都有很多见解。他供职于大企业下属的广告公司，后来到外国企业担任广告代理，然后自己开了广告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赚够了养家糊口的钱”，就终止了所有的生意。他的大部分财产好像都是不动产。
刚上大学，维新独裁就开始了，时局混乱，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当局甚至下达了停课令。走进学校，经常有同学突然被逮捕，没有出现在教室。我决定再也不回达谷了。我像蒙着眼睛的骡子，默默地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看都不看别的地方。如果有时间，我就去做考试辅导家教，忙碌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倒头大睡。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
他的哥哥崔胜日是美术系的学生。我考入建筑系，对绘画产生兴趣的时候，有位同届校友向我介绍了胜日常去的画室。胜日在大学前辈创办的面向高考生的画室里打工，做助手。他是首尔土著，出生在比较开放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著名设计师。我去过他家几次，他们兄弟俩毫无顾忌地和父亲一起喝酒，一起抽烟，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家的书房，宽敞如客厅，排列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多亏胜日，我才能熟练地素描和写生。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他遭遇车祸去世。平时只要喝一杯酒就会倒头大睡的他，那天不知为什么喝得酩酊大醉，跑上车道去打车，被一辆急转弯准备进站的公交车撞倒。后来听胜权说，那天是胜日失恋的日子。当时我在贤山建筑公司做小时制实习生，忙得不可开交，别说参加葬礼，连他去世的消息都不知道。
我和某个来自外地的家伙合租了自炊房。与人同住很不方便，还要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那就更难了。这家伙还是不伦不类的运动派，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不去工厂和农村寻找民众，而是偷偷藏起印刷品或问题书籍，拉来几个人在我们房间里学习。因为这小子，我放弃了自己租房做饭，开始做住家教师。不过，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得到机会，可以接触崭新的世界。这是凭借曾做过邑事务所书记的父亲的身份很难接近的世界。
崔胜权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说是有个“亚洲世界”会议，还要和林会长共进午餐。我漫不经心地接完电话，却不能拒绝。因为距离汉江数字中心开业还有几个月时间。林会长和大东建设的资金困难以及涉嫌腐败问题已经多次见诸报端。不过，最近整个建筑行业都面临着不景气。“亚洲世界”项目是在两次更换策划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程中留下的课题。我刚刚负责汉江数字中心设计的初期，林会长还没有兴趣，或者对此不了解。也许是崔胜权推进的这个项目。他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
年轻的时候，我不会那样冷静地看世界。我理解那些反抗错误的人，也知道自己应该忍耐。因为有了这样的自制力，我才得以宽恕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习惯性的绝望，我开始习惯于表面上不露声色，冷眼看自己和周围。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摆脱了令人窒息的贫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挫折和绝望变成日常，小小的伤口长出了茧子。如果脚趾上的鸡眼不舒服，无论如何都要拔出来，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偶尔会觉得袜子里有种异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