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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法布里斯说，“那是安德鲁·欧文先生。也许你听过这个名字？”我摇摇头。
突然，他严肃起来了。我们都开始安静地听。
迈克的声音低沉，还有点不够镇定，“安德鲁·欧文？和乔治·马洛里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那个人？”
“我没有喝醉，”迈克说，“那是在大白天。你们都上缆车了，要去参加回转赛。我决定去越野，放空头脑——你们都知道的，去年我的婚姻触礁了。”
法布里斯点点头，“就是他。他很年轻。只能说是个大男孩。1924年6月8日，欧文和马洛里最后一次尝试登顶，但没能返回。和马洛里不一样，人们从未发现欧文的遗体。”
我们确实都在取笑他。除了小孩和老太太，还有谁信鬼呢？迈克倾身向前，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别再说捉鬼敢死队之类的俏皮话，也别乱下评论说见鬼是因为喝了太多酒。
“欧文留在了这里。”我说。
“我不太确定。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嗤笑我的。”
“如你所见。留在了这家酒店的三等客房。他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1902年出生。非常有天赋的机械师和工程师。据说，马洛里选中欧文作为最后一次登顶的搭档就是因为只有他能修好氧气瓶。”
我们问他为什么，他声称事情就是从这里——米伦——开始的。好吧，那他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他怎么死的？”
迈克是那种不囿于自身、关心宏大议题的人，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有兴趣。他说他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超自然现象。
“没人知道。马洛里的遗体直到1999年才被找到。绳子仍然绕在他的腰间。”
晚餐是美味的鳟鱼和土豆，我们吃完后团团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喝着咖啡或白兰地，也有人两种一起喝，就在那时，有人提议来讲鬼故事——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超自然事件。
突然，我能看到桑迪了，在一片白茫茫中。我能听到自己说：“抓住绳子！”
但只要我们还活着，每个新年都会在米伦相聚。我们都住在皇宫酒店，并会安排好1月3日的第一顿聚餐。
“什么？”法布里斯说。
我和我的朋友们并不是下“地狱”的好手。但我们会在每个新年伊始收拾行李，抛开世界各地的个人生活，到这里齐聚一堂，分享旧日好时光。我们曾一起工作，或一起上过大学，或曾是邻居——直到有人搬走。这种旅行不允许携带家属，老公老婆都不行。这是友谊俱乐部。不是元宇宙，也没有抖音直播。我们不会在照片墙（Instagram）之类的平台上发布图文。在这一年里，我们彼此之间也不会频繁联系。
我们沉默了。三个人都沉默了。只是盯着照片看。
之后，每年，世界各地的滑雪客都会来这里，也如此滑上一程。
最后，法布里斯打破了沉默：“1933年，人们在山上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线索了。不过，假如有一天找到了他的遗体，也许，你懂的，随着全球变暖，人们确实可能找到他，那么，他的脖子上会挂着一部相机，柯达公司的人说，里面的胶卷是可以冲洗出来的。我们就可能看到马洛里和欧文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1928年，阿诺德和朋友们登上了米伦小镇上方的雪朗峰顶，速降滑行十四公里到了劳特布龙嫩，那段滑行足以让人头发倒竖、眉毛飞扯、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膝盖疼、腿骨折、神经麻木、心潮澎湃。他们太喜欢了，于是又滑了一次。然后再一次。他们称这个滑雪赛场为“地狱”。
桑迪说了什么？“使命到来时，你决不能拒绝。”
正是酷爱滑雪的年轻人阿诺德创立了现代高山滑雪——作为一种竞技运动，而不仅仅是速降到山底的最快方式。
承担使命就意味着在稀薄的空气中活下去。下山，出发，不再回来。
等英国人再度回到米伦，已是1924年。阿诺德·伦恩与他的父亲亨利爵士同行，亨利爵士是牧师，但没能让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皈依卫理公会。阿诺德·伦恩决定反向传播福音：让英国人臣服于阿尔卑斯山的荣耀。
我把手插进口袋。我感受着破裂的手表玻璃表盘的粗糙触感。我把表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有点奇怪，”法布里斯说，“马洛里被发现时，他的手表也在，但是在他的口袋里，已经摔破了。也许，就是他的时间停止时，破的。”
接着，战争打响了。
“我无意间找到了这个，”迈克说，“看看吧。”他把他的iPad递给我。
那一年，斯科特船长死于南极。那一年，他引发了无数人的热议，谈他的英雄主义，谈他的壮烈牺牲，谈英国人如何必须担负起帝国的重任，半个世界都被涂成粉红色，俨如一罐鲑鱼。
生命的终点，毕竟，是快乐。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和赚钱。我们吃饭和赚钱是为了能够享受生活。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目的。
你会被三座山峰俯视：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1912年之后，英国人才开始来米伦观光度假。
乔治·马洛里，纽约市，1923年
著名的滑雪胜地米伦位于瑞士的伯尔尼高地。走公路无法抵达米伦。你必须乘火车到劳特布龙嫩，再转乘缆车，才能抵达米伦小镇。
雪花落在他们身边。天空如席，盖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眼中，古老的星星闪出寒冷、黯淡的光，在不一样的天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