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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影笔，我参加了一次即兴写作活动。在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生邀请我去参加几天之后的居家派对。在场有很多不做电影的同龄人，这对我已经够新鲜了。有杂志主编、媒体记者、在NGO上班的，还有三个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带了一袋鸭头的四川人说他是搞非洲工作的，他和我聊起《隐秘的角落》。我羡慕他们的客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格鲁吉亚红酒。最重要的是，我羡慕他们那些有明确方向感的生活。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读研究生，但说白了那就是在说你还没想好要干什么。我曾经迷恋这种充满着可能性的状态，在其中能找到安全感。现在，我开始感受到它的局限。这些人都做了一些选择，因此能来这里聊天。我像一个群众演员，虽然在他们旁边站着，但心里知道这并不是我的主场。
外面的烟台不像小饭馆一样能让我安心。由于一条规定，我找不到地方住。唯一可以住的酒店是全烟台最贵的一家，但我不想拿一半的工资花在住宿上。我找了一家二十四小时的麦当劳，吃完饭在二楼的长椅上躺了下来。环境很合适，到点服务员会关灯、关音乐。半夜了，店里面只剩下我和两个像是在约会的男生。他们小声地聊天，我渐渐睡过去。
她的计划原本是在屋顶上种草。不过，房东说还是不要种。房子比较旧，种草需要的泥土可能会造成过重的压力，给屋顶带来危险。所以她决定种花，种植物，目的就是让它们长得很高，高到建立一个四面封闭的空间，从外面看着就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她说可能会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实现。有的花和植物实在无法习惯北方的气候，除了她自己认为好看之外，需要找的都是“比较好活着”的、能过冬的种类。在房子内部，她为了腾出空间，扔掉了床和衣柜。地板挺舒服。有时候工作累，她就上屋顶看花。
白天，我决定继续找住宿。我相信会有比较低调、管理更宽松一些的小旅馆。但是，一家一家地找过去，我将一系列的拒绝记录在案。差点放弃的时候，我路过一栋条件比较简陋的楼。穿着浴袍的阿姨站在门外抽烟，手里端着一杯茶水。她和我对视，我便向她走过去。
她走路时看着脚下的混凝土，表情不适，跟胡同的夜一样沉静。她望着旁边的楼房说，假设市政府让大家在自己的阳台和屋顶上种植物就会好很多。她说北京人很听话，有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一定会行动起来。在胡同里，已经有那么一个屋顶，那就是种花的女人租的房子的屋顶。
“这里可以住吗？”我边跟着她进去，边说。她说可以，二十块钱一天。我激动得想马上就住，但还是先到房间里确认情况。门一推开，我看到扔在地上的空瓶和烟头，没铺好的床，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各种关于前一天晚上的画面。我谢谢阿姨后，就走了。
在北京，她养一只名字叫小雪的黑狗。她说在世界最聪明的狗的品种排名当中，小雪排第十二。我们聊天的时候，小雪跑到了旁边的桌子，跟两个喝啤酒的英国男生一起玩。以前，小雪在家里就有陪它玩的大狗。后来因为北京五环内的养犬规定，大狗被送到五环外的村子。送走大狗那天，种花的女人舍不得，跟着公安到村子里送行。
我试探性地联系一些爱彼迎上的房东。为了提高效率，我写了一段自我介绍后统一发出住宿请求：“您好，我叫亚历，是意大利人，在中国生活了四年，今年一直在国内。这几天在这里旅游，希望能在您那边住两晚。”字里行间有种救赎自己的感觉。
她想到可以做中文老师，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最终定了使馆区作为发名片的地点。她很快在两个非洲大使馆找到了首批客户。要给大使上课，她说，教语言是不够的。大使们想要一种“体验”，希望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生活有好奇心。她慢慢懂了，虽然有时根本不好奇。她不喜欢塞内加尔的某个向她求学的官员：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官员对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很友好。从此，她不再当他的中文老师。她说这是北京最好的一面——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你就可以直接不搭理那些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国的政府官员。
一个被通过的请求给了我希望。结果是房东不熟悉爱彼迎，操作失误了。“不好意思，”他发来消息说，“中秋佳节都与家人团聚，所以回老家了，不在烟台，不能安排入住！请见谅！”我们后面还打了个电话处理平台退款的问题，房东还叫我以后再到烟台，他接待。我一时想不到自己还会来这个地方的理由，但还是感激来烟台以后最人性化的一次拒绝。我把单车停在路边，背着包下到海滩躺下来。身心疲惫，我很快就睡着了。
种花的女人在农村长大，在山上上了大学。她总是难以习惯城市生活，主要是对城市没兴趣。她为了找机会来到北京，又觉得和大自然隔了一层，很不舒服。为了缓解这种不适，她在北京会翻过河边的铁栅栏，到泥土上走走。看到身边的水，她在二环内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我问这么做会不会有人管，她说根本没人想过会有人这么做，所以也没有人管。
醒来的时候，我查看手机，也不知道是真还是梦，一个爱彼迎房东直接发了个详细地址，让我过去。我赶紧起来背上包，骑单车飞速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小区，我照着房东的说明走到2栋2单元。门是开着的，我上了五楼。
她的酒杯里面只剩下一个辣椒和一片罗勒叶。我问她那是什么鸡尾酒。她说不知道，就是酒单左下角，四个字的那个。她向酒杯里看一眼，像是在思考点什么。“很辣很辣。”她说自己平时不喝酒，来这里就会点一杯牛奶和一杯水。不过昨天喝了一杯这个辣酒，今天过得很好，所以今晚又来了一杯。
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办入住的时候她正在带娃。房东让我帮个忙，通过美团的小程序给她的民宿下几个订单，她再用微信把钱退给我。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实在没有理由拒绝。
东四十一条六十四号的咖啡厅酒吧“摄影笔”成为我的社交基地。我去那边看电影，看完电影上露台喝酒，还认识了在屋顶上种花的女人。
在威海，一切更顺利。我心里沉沉地发了住宿请求之后，房东只回了“可以”两个字。房东立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他成功将自己的出租屋改造为一家青年旅舍。他做电商，通过和工厂的关系低价拿到一些将要出口的正品服装，再卖给国内的客户，能比品牌的旗舰店便宜。我坐在房子的客厅里吃早餐，目睹他和客户沟通的日常。
跟我的前同事一样，何东和本杰没有能够回中国。他们先是天天盯着疫情的进展，期待政策有所放松。时间久了，他们意识到身边的人都有工作，而他们正处于一种尴尬的等待状态。能走出去的日子遥遥无期，他们在原地找了工作。很多留学生都如此。国内的同学，学校要求留在外地等返校通知。结果是我在北京没有那么多朋友了。
“我卖给你的皮夹克没有任何问题，你还想咋样啊？”立鹏站在客厅正中间，对着手机咒骂，脸和脖子通红，怒火冲上了眼眶。
“你去派出所登记吧，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心里感到解脱，急着想走，怕对方再改主意。我谢谢他后，下楼扫了个单车去建国门派出所。到了第一个红绿灯，我想起社区站的大叔。我想象他已经回到小区，抽着烟跟同事讲他今天碰到了什么难题。
每天，接待好了青旅的客人，立鹏会坐上他亮黄的厢型车，跑工厂和供应商。他进的货包括衣服、头盔、包、行李箱，通常是还没有在国内平台上架的商品。他的客户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还有闲鱼上的用户。他大部分的货来自威海对面的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