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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小苏的年轻中介带我去瑞金二路看老洋房。那是个1929年建的、以三层住宅构成的弄堂，大门口摆着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荣誉牌匾。左拐，右拐，再左拐，迷宫般的弄堂终于走到头，才是11号楼的木门。爬上陡峭的楼梯到二层，是一套带阳台的低价房。低价的原因是房子里没有厕所。或者说，厕所是有的，但是没法用。像很多同行一样，二房东想要提高房子的市场价值，用塑料板在房子内盖了一间简易的厕所，被市委发现了，水管全被切断，只剩下一个厕所的样子。真正的厕所在门外的楼道里，是和住隔壁亭子间的租户共用的。算上这些不便利，可以用三千五百元在名贵的地段拥有专属于自己的落脚地。我签下合同搬进来。
实际上，我9月份在做全职。机构的那不勒斯女同事要准备一个考试，想请一下假，拜托我替她代课。我把同事的临时情况当作一种缘分，在开支较高的搬家阶段让我多获得些收入。我白天到浦西的机构上班，晚上回浦东的青旅住，像是在过两种生活。我利用作息的间隙看房，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看完一套狭小的复式后，房东大叔叫我到楼道的对面，进他家里坐坐。一进去，房东开始抚摸我的后背，说其实我住他那里也行。我快速转身走出大门，向同在找房的微信群群友告知情况，避免一次不理想的相遇。
找房的时候，朋友和我说起了706，一个探索共住概念的青年空间，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所谓的“生活实验室”。我联系他们时，上海的实验室已经住满了，但是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在“城市客厅”举办的线下活动。和生活实验室不同，城市客厅没有人住，是一个专门用来办活动的空间。它在天平路36弄，靠近武康大楼的位置。这也是一套复式住宅，不算大，哪怕人不多，也很容易坐满。我第一次去是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活动发起人是一个在杭州读研的女生，讲的主题是中国性工作者的现状。她讲完之后，十几个观众有序地举手，和讲者开始问答环节。我喜欢这种安静、专业、平等的交流：一起观察社会，共同形成讨论，逐渐突破自己的认知。
第一个月，我没开一次张。我躺在青旅的上铺，反复刷微信群，找拍摄，投资料。经纪人在外地，帮不上太大的忙。在火车上，她口头上鼓励了我，但现在到了上海，其实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参加了几次广告试镜，但都没有后续。缺乏收入，但不缺开支。我坐在青旅的露台办公，心不在焉，站起来的时候撞到了沙发旁边的木板，头上裂开了两厘米的伤口。楼下的社区卫生中心无法缝针，我跑了趟医院，做了CT，缝针的过程中由于紧张还晕了过去。我预想过开头会有困难，但没想到会这么糟糕。8月份，只能像笔坏账把它一笔勾销算了。月底，72号去青海玩，问我想不想到他家住，照顾一下老凯约。那一周我仍然没有任何收入，但是从浦东到了浦西，从青旅的八人间升级到一间自己的房子。每天早上下楼遛老凯约的任务给我的日常添加了一点结构，顺便逼我按时起床做事情。因为注册了一个招聘网站的账号，一家留学机构联系了我。它们是我想避免的命运：来这么远，不是为了再当一次老师。但是收入的问题日渐变得难以忽略。仿佛在和魔鬼做交易，对方知道我的弱点，我也知道他的危险。我同意去做兼职，保留一些时间去试镜。
忙着工作，我9月份只去了三四次706。撑到了10月，我带完了同事的课，国庆假期也来了。七天的时间，城市客厅一直开放着。每天，每段时间，都有人在，不是办活动就是做饭、玩桌游、聊天、喝酒、听音乐。有的人会直接打地铺住。从我的新家骑单车过去只要不到十分钟。我去为大家做一顿金枪鱼番茄意面，不怎么会出错，管饱又保面子的一顿饭。气氛放松愉快，上海的秋季很舒适，微醺的青年出来轧马路，围着武康大楼流荡在徐汇的夜。
8月1号，我坐完一夜的绿皮车后到达上海。最后能让我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的，是把它当作一次尝试，而不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我就不敢租房子，承担潜在损失的风险。我住在浦东的一家青旅，八人间的床位，月租一千六。我用降低成本的方式来抵消未来的不确定。
我觉得也许这里有我的地方。在北京，我更多的是在被动地接受那座城市。这次到上海，我想试试成为它的一部分。大学时有创意写作课，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坐着，对彼此的作品提供意见和建议；晚上，有小酒馆里的Suddenly Every Wednesday。我想创造这两种场景的融合：一个不像大学那么严肃，又没有酒馆那么分散的交流空间。我给准备在706举办的活动起名叫“写作俱乐部”。活动规则只有两条：必须带上自己的作品；没有作品，带一瓶酒。
在现场，我经常和经纪人闲聊。她劝我不要再接这种活，说我是专业学电影的，应该找角色，找机会发展。“其实很快的。”她说。我喜欢她。在我接触过的经纪人中，她算是说话最算数的一个，不随便许诺，还没确定的事情就不敢向你保证，条件提前说清楚，不留后面出问题的空间。她的沟通风格比较透明，会和你及时汇报剧组的情况，不会让你一无所知地等通知。干完活，我们一起坐上敦煌到北京的绿皮车。三十六小时的路程，我到她的下铺坐下来。她请了我一顿盒饭，并支持我去上海的念头，她不在剧组的时候，也在那边。“到时候记得和我说，我帮你找戏拍。”深夜，车厢内熄灯了，我们轻言轻语地摸索未来。在回到自己卧铺的路上，我决定搬到上海。
我感觉写作俱乐部挖掘出了点什么。比起说是表达，它更给人被倾听的场合。在原子化的日常中，这显然是大家的一种很强烈的精神需求。我决定继续办下去。但是，俱乐部才办了两次，城市客厅就因为扰民被邻居投诉。失去所租下来的空间，刚找到家的写作俱乐部需要另外想办法。我决定把它带到家里。
我尽量推迟做决定，在漂泊的自在中躲避。北京像是一个前任，有美好的回忆，但是是回不去的。它又像一段离不成的婚姻，总以某些借口牵绊住你。我们已经分居了：我在上海参加电影节，出门在外有快一个月了；它在家等着，保管我的行李，默认我早晚要回来。7月初，我确实回到了北京，是为了续签证。我已经没有房子住了，在电影资料馆边上的和园客栈订了一个六人间的床位。等签证下来那几天，在剧组认识的经纪人联系我，问我要不要去敦煌的一个网络电影做十天的群演。“对你的职业发展没什么价值，”她坦白地对我说，“但你如果只是想玩一玩，也是可以的。”我迅速答应了。只要能继续躲避，我挺愿意去沙漠扮演抵御外星生物的国际战士。
201室的楼下是对八十多岁的上海老夫妻。三个做代驾的男生挤在隔壁的小亭子间，我们之间几乎没有隔音。为了防止遭遇和天平路的空间一样的收场，我计划把参加活动的人数限制在十五人之内。很快，我发现这一点不太现实。活动的名额填满之后，总会有人私下问我能不能来，能不能带个朋友。我一边感觉到活动中有警察来敲门的可能性持续提高，一边无法拒绝他们。那天晚上，临近活动的时间，我忙着调酒和切法棍的同时，来得早的人帮我给到场的大家开门。我调了几杯酒之后转身，看到二十多个人坐满了整个出租屋。椅子、沙发、床上、地上都是人，几乎看不到木地板。我能想到的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国家，感谢党。”
我住在客房。闷热的晚上，我躺在充气床垫上，左边是72号的钓鱼竿，右边是他用来打游戏的台式电脑。冬天，他会打开窗户，让寒风冲进来，以便投入到冒险游戏的气氛中。我们早晚在小区里遛十三岁的老狗凯约，中午吃Wagas，理发。在家点外卖时，我们吃汉堡，老凯约吃二十五块钱的牛肉饼。周末我们骑电动去踢球，到富民路吃brunch，逛仿货市场。在上海那七天，72号开放了自己的生活，邀请我做了个免费体验。之后我可以自己判断喜不喜欢这里，要不要搬过来。
在写作俱乐部，过着各种不同生活的人通过文字作品发生连接。创造这样的机会，推动这种交流，是办俱乐部给我带来的最真挚的快乐。在现场，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准备去美国读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社会人士，有写科幻小说的和写小镇往事的，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我只是把他们连接到一起的文字中介。
到虹桥车站下高铁，上地铁时，我和72号说，46号快到了。“那我把千层面热一下。”他回复说。我看着陌生的上海地铁线，觉得很奇妙：我居然可以远离熟悉的首都，穿越半个中国到朋友家，还有千层面吃。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短暂的幻想还是有了新突破的局面。唯一的回答，是去吃千层面。
我注意到煤球，一个来自安徽的男生。他从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就开始参加了，但是一直保持沉默，坐在角落里听着其他人的作品。后来有一次，我试探性地点到了煤球，问他要不要读自己的东西。他表现得惊讶又纠结，但还是拿出一篇两年前写的片段，是讲小时候在房顶的一次看星星。他用很轻的声音读出来，读完之后长舒了口气。我能感觉到他在紧张的同时，是希望分享的。他低着头，不敢面对现场的目光。有人被煤球的文字打动了，有人好奇，问他更多细节。煤球感觉自己被看懂了，因此，他决定继续写。在后面的几个月里，他写到十年前、刚来上海住群租房时被偷电脑的故事，在上海街头推销英语课程的同事，家乡的澡堂，中学班级里的古惑仔。煤球说，虽然表面上自己的生活没发生过变化，但他感受到另一种维度：工作日的中午，在外面吃午饭，他听旁边桌子的人打电话，想象对方的生活。似乎每一天中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