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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在学校碰到其他外国人时，我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交到“一个中国女朋友”。能听懂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男性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后来懂了。部分白人男性不会中文，但是每天在胡同租的房子里接待不同的中国女性，他们还是能看懂邻居的眼神。
“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一样的海淀白人，”克里斯严肃地说，“在这里上学，一约会就约了十几个女生。一下子太多，来得太简单，人就变得虚无了。”
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要像利诺那样做事，我得换个挡。我拿《欢乐颂》来学习。剧情简单易懂，语言表达直白，演员发音清晰——配合字幕，我能跟上。几个月的时间，我看完前两季全部九十七集，积累起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钟的纯中文观影经验。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国的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
“你是不是约了太多中国女生？”他问。刚到北京几个月，我一时跟不上克里斯先生的逻辑。
《欢乐颂》里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为我的一种精神陪伴。我感觉自己跟她们一样，每天出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可能晚上回家也觉得没什么进度，但第二天仍要继续。从来都不停下，日复一日地和世界作战。打鸡血式电视剧能让你一直向某种看不到的未来前行。就像《马男波杰克》里说的：“有时候你只想看一部无论发生什么，三十分钟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剧。”《欢乐颂》更长点，但还是那个意思。
“怎么了？”我问他，进一步地困惑。
我搬到校外住了。找房子过程中，我首次面临一个在后面几年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它的名字叫“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这个手续要求所有在华的外籍人士向公安申报自己的住址。除了租赁合同之外，还需要提交房子的房本和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突然被租客要求拿出这些文件，有的房东会感到疑惑。有的嫌麻烦，干脆不租给外国人。
克里斯笑了一下，似乎得出了什么结论。
那次陷入住宿登记的僵局之后，给予我希望的是一个刚认识的年轻女歌手。她说只要花几百块，把护照给她，一周之内就能搞定住宿登记。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居然把护照交给了她。几天之后，歌手给我发了一个定位，让我去见她介绍的人。
“哦，”我说，对于在咨询中出现这样的提问感到有些困惑，“我从海淀区打车过来的。”
我站在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烦躁不安地等着交接。一辆白色的车开过来，停在我旁边。后座的车窗摇下来，一个男生拿着我的护照，伸出手递给我。
“不不，”克里斯摇摇头说，“你从北京哪个地方过来的？”
“住宿登记？”我问车上的人。
“意大利。”我理所应当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