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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的，我是她爱人。”
说完这一切，老人沉默了很久，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地下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最危险的工作，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滴眼泪、一道喷嚏，甚至一声梦呓，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卖你，使你苦苦营造多年的一切毁于一旦，毁于一瞬间、一念间……然而，我们从未后悔过，因为我们心中那种崇高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是十七年前，那时候，我在福州郊区洪山桥某部服役，我妻子颜丽是我的战友，我们在营区里有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福州是没有冬天的，部队上的生活又很单纯，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午睡的习惯，也许是白天太长的缘故吧。我记得，他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听了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家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有些绝望的用力，我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家的门，便去开门，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我想他一定是敲错门了，因为我家的门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但出于对老人的恭敬，我还是客气地问他找谁。他问这是谁家吗，问的正是我妻子的名字。
我妻子抱着那本日记，突然哭了出来，她到这时才明白，她有着这样一个母亲，也许，从那个日记本上，她依然感觉到了她亲生母亲林婴婴的生命。确实，母亲的日记，就是为女儿写的。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找到我家时我和妻子刚午睡起床。
金深水老人的回忆和林婴婴留下的日记，最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作品，我不知道我是作者还是编辑，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在时间深处的说话声，如同林婴婴日记最后那消失的文字，有一天，它又在金深水老人的述说中浮现：
2003年夏天，我阔别多年的老首长王亚坤夫妇来成都看我时，交给我“一箱子材料”，手稿就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以下是王亚坤老首长在成都宾馆里对我说的话，答案就在其中。可以想见，这次谈话他是作了精心准备的，也许在对我说之前他已经在心里默念过多遍，所以谈得很沉着，字斟句酌的。王的谈话中又夹着另一个人的谈话，都是录了音的。以下就是录音记录，我基本未作调整，只是将内容分了段分了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