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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舍得。”
我说：“可这是现实，改变不了的。”
“但你没有别的法子。”
说实话就是提伤心事，我哭了，一边哭一边把我父母曾经有过的安排对他说了。我说：“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怕我嫁不出去，所以希望我嫁给阿牛哥。”他问我：“阿牛知道这事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估计父母肯定跟他提过的。”他说：“那你喜欢他吗？”我说：“我现在哪有资格去喜欢人。”他说：“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这么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知识，天下的男人都可以去追求，凭什么你就矮人一等？你呀还是……那个事在作怪，这就是你的不对。”
“我再想想吧。”
他说：“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别想了，就让我去吧，没人比我更适合的。”
我说：“因为……我喜欢他……”
“可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说：“那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他恨的是我二哥，不是我，而且他也知道事情发生前我已经从家里出走。所以，我要去找他，他应该会接受我的。”
我说：“没怎么。”
“我舍不得你去，很危险的，我先找找其他人再说吧。日本鬼子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但国民党是我们的天敌，因为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了天敌。”
他说：“为什么？你……怎么了？”
高宽站起来，走向窗边，他沉思的背影显得忧思忡忡。
我说：“只要他不嫌弃，我想嫁给他。”
尽管高宽很不想让我离开他，但找来的一个个人都没有我适合。要接近陈录，非我莫属。就这样，六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穿着漂亮的裙子，拎着一袋行李离开了我的鸡、我的狗、我的菜地、我心爱的人、我收拾得十分温馨的小屋，住进了一家小客栈。我行李里有武汉的纪念品、良民证、土特产、标有武汉风景胜地的照片等等。总之，我来自武汉，我离家出走后的日子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负责安排我和陈录“邂逅”的是郭阿姨老P和阎诗人。
他的身子像被我的话吸了过来，定定地看着我，“你说什么？”
7
我从窗户里看见，楼下干爹的房间里透出灯光，知道他也还没睡，便下楼去找他。刚下楼，我看见干爹提着马灯立在天井的廊道上迎接我，见了我，远远地说道：“我以为你已经睡了，突然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以为是冯哥回来看我们了。”我说：“干爹，你别吓我，我经常做梦看见他们还活着。”干爹问：“你刚才做梦了？”我说：“没有，我睡不着。”干爹说：“本来就还早着，才九点多钟，要在城里这会儿我们都还在忙乎呢。”我说：“干爹，和干妈分手一定让你很痛苦吧，你在想她吗？”干爹说：“不谈她，大过年的谈些开心事吧。”我说：“我没有开心事。”他说：“你这么年轻，要想得开，人在乱世里都有苦难的，你要学会往前看，不要被苦难压倒。”我说：“知道了。”要说的话如鲠在喉，我从容不了，冒昧地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可以吗？”他看着我笑道：“看来是要说大事，说吧。”我磨蹭一会，索性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嫁给阿牛哥。”
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可我睡不着。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我变得更加紧张。事后我知道，这是高宽的决定，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小心，因为郭阿姨的胖形象很扎眼，我们以前会过那么多次面，万一被人瞧见过，对我今后在那边潜伏很不利。
年三十那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进山给父母他们去上坟，带去了很多吃的、用的。当天晚上，我们早早吃了年夜饭，因为二哥和阿牛哥执意要通宵陪父母去守岁。我也想去，但天太冷了，他们怕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干爹在家里陪我。我们送他们进山，回来的路上，我与干爹说了好多知心话。回到家天已经很黑，我们便各自回房间睡觉了。
我上了车，很快看到穿白衬衫的陈录和他戴墨镜的保镖，还有那个戴帽子的同志。车上人不多，也不少。我有意往陈录那边挤，快到陈录身边时，有意借着车子启动之后的一个踉跄，踩了陈录保镖的脚，随即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话：“啊哟，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人不舒服，身上没劲，控制不住。哟，你看，把你鞋子都踩脏了，真对不起。”保镖说：“没事，小姐。”我说：“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您真好。说真的，上个月我在武汉也是坐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被臭骂了一顿。啊，还是我们上海人文明。”保镖很职业地淡然一笑，不开腔，随后让出一个抓手，示意我抓好。我又是连声道谢，完了转过身来站好。
无酒不成席。我们找乡亲去买了一坛他们自制的番芋烧，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兴奋，互相敬来敬去，敬出了好多平时不便说的话。比如我，就在这天晚上认了罗叔叔当干爹。罗叔叔说：“要做我女儿，要先敬酒，敬三杯。”之前我已经喝了不少，加上这三杯，就醉了，失态了，哭个不停，一边哭一边把自己不幸被鬼子强暴的事也说了，完全失控了。第二天我当然很后悔，但事后看说了其实也有好处，我和罗叔叔的感情更深了，我对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吐衷肠，他更像父亲一样的待我了。以后，我在私下场合都叫罗叔叔为干爹，他也乐于我这么叫他。
刚才我说话时故意背对着陈录，但我相信，我的声音已经引起了他的敏感，我感到他一直在暗暗偷看我。稍后我转过身去，他便一眼认出了我。“这位武汉来的小姐好面熟啊。”他笑着小声对我说。我看着他，问：“先生是……”他摘掉眼镜，我认出他，失声叫道：“姐夫……”我以前就是这么叫他的。他立即用目光示意我安静。他戴上眼镜，往我挪近一点，悄悄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去医院看病。”医院和他家是同一站，这样我们可以同时下车。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刚从武汉来，路上太辛苦，几天没睡觉，可能感冒了。”他问我回来几天了，我说：“前天夜里到的，昨天在客栈里睡了一整天。”他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我说：“你可不要跟我家里说我回来了，也不要跟丽丽姐说。”他点点头，问我：“你回来干什么？”
“来年多杀鬼子。”阿牛哥还是对我说了。
感谢上帝，这是我最希望他问的话，原以为他要等下了车，有更好的交流机会时才会问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问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想找个事做，我从家里带的钱花完了，再不挣钱就只有当叫花子了。嗳，姐夫，你能帮我找个事做吗？”我有意轻叫一声姐夫，明显是一种有求于他的媚俗。为了表明我跟家里誓不两立的关系，趁他迟疑之际我又加了补充说明：“你可别把我回来的事告诉丽丽姐，否则我只有再流浪去了。”我已经巧妙地打了两张牌，表明我跟家“素无来往”。他沉默着，静静地看着我，甚至似乎有点同情我。他说：“待会我跟你一块下车，下车后再聊吧。”我想，第一步计划落实了：他愿意让我接近。
“说了就不灵了。”罗叔叔说。
那个戴毡帽、拿扇子的同志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一声不响的。车到了站，我准备跟陈录下车，“扇子同志”抢在我们前面下了车。我注意到，他下车前拿掉了帽子。刚才我虽然几次看过他，但一直没认出他就是高宽，直到下车后他有意咳嗽了一声，我才恍然大悟。真是一位化装高手啊，我暗自叹道，偷偷看着他又戴上帽子，往前走去。
我们到乡下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正好是阿牛哥的生日。一大早，二哥在早饭桌上就嚷道：“今天我们要好好给阿牛过个生日，一个阿牛今天过的是二十四岁生日，二十四岁可是个大生日啊。再一个嘛，这半年来阿牛屡立功劳，为我们小组争了光，也为我们家添了荣誉。阿牛啊，听说你的事迹已经上了延安的报纸，毛主席都知道了，了不得啊。”我用玉米粉花了一个下午时间，给阿牛哥做了一个特大的金黄色的大蛋糕，二哥把擦枪油涂在火柴棍上，做了二十四枝假蜡烛，让阿牛哥隆重地许了一个愿。我问他许了一个什么愿，罗叔叔让他别说。
我等着陈录带我走，我想最好是陪我去医院看病，次之是去茶馆坐一坐。但他也许是有事，也许是谨慎，只是把我带到弄堂口，见四周没人，站在路边就跟我聊起来。他有点迫不及待地问我：“你真的没跟你家里联系过？”
罗叔叔出事了，感情出了问题，年轻的夫人离开了他，外面都认为是两人年纪相差太大的原因。其实不是的，是信仰的原因，她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以前罗叔叔一直对她瞒着自己的身份，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她接受不了。她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要求罗叔叔在她和信仰之间作选择，罗叔叔没有选择她，春节前两人正式分了手。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叫罗叔叔一起跟我们回乡下过年，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我们对罗叔叔本来就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现在又是我们信仰的领路人、小组的领导，我们对他的感情更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心里一直把罗叔叔当作父亲看待的：虽然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
我说：“我干吗要跟他们联系？我要联系就不会走了，我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武汉那鬼热的天气，我连上海都不想回。”
做地下工作犹如潜于水中，一有机会总想上岸喘口气。这年春节，我们是回乡下去过的。我们是四个人：我、二哥、阿牛哥和罗叔叔。
他好奇地问：“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
确实如此，后来阿牛哥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躲在两百米外的一栋废弃的居民楼上，把杜公子当街打死在东洋百货大楼前，神不知，鬼不觉。这是阿牛第一次出手，枪法神准，干脆利落，为他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开了一个绝佳的好头。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阿牛多次应命出击，任务有大有小，无一失手，每一次都出色、安全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让我们小组在党内名声大噪，据说重庆和延安都知道有我们这个小组。
我哼一声说：“说来丢人！懒得说，不过丽丽姐可能也知道，她同你说过吗？”
罗叔叔接着说道：“为什么我说杀杜公子容易，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人杀的意识，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窜，我们很容易掌握他的行踪，挑选一个绝杀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