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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呆了，嘴唇差点咬出血。我听母亲说过，父亲刚出道时有四位结拜兄弟，阿牛哥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儿子，在阿牛哥十三岁时，他的父母亲被黑道上的人杀了，我父亲便收他为义子。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是父亲的私人保镖。但实际上，他和父亲的亲儿子没什么差别。阿牛哥身壮如牛，腰杆笔挺，走路带风的。他的性格也像牛，敦厚老实，不爱说话，有几分乡下人的土气。我早听说他天天晨起习武，身手不凡，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还是第一次目睹呢。不过我从小就佩服阿牛哥，他替我教训过曾经欺负过我的所有人。我小时候，同学们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女儿，而是说我是阿牛哥的妹妹。阿牛哥在我的童年，是所有想欺负我的坏小子的噩梦，只要我一提起阿牛哥，他们便会对我讨好卖乖，俯首称臣，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记忆。
从此，我们来去都是同坐一辆车。是黄包车，他才坐不起汽车呢。
在后来的故事里，阿牛哥更是成了我崇敬的大英雄，神枪手。我到南京后，阿牛哥改名孙土根，做了我的联络员，在我单位边上开了一家裁缝店，变成一个跛足裁缝，人称孙师傅，白大怡、李士武、秦时光都成了他的枪下鬼……这是后话。
讲课的地方在法租界的一个佛堂里，时间是晚上，听课的人一半是社会上的人，一半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两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受父亲的影响，我对政治是小心的，没兴趣，平时尽量不去掺和，学校里搞的各种主义小组和游行活动我一律不参加、不关心。可高宽开的课讲的都是些主义，什么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延安，等等。我听了两次，闻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味：他是个共产党！我害怕，第三次我没去。但第四次又去了，因为我发现我老是想着他，我想见他的愿望远远大过了我对共产党的害怕。这一次（就是第四次），他上完课后与我单独聊了一会儿天，问我前次为什么没来听课什么的。我当然没说实话，随便找了个事搪塞。闲聊中，他发现我家和他住的地方很近，只隔了一条弄堂，他便叫我搭他的车回家。
话说回来，我回到家，免不了要被父亲责问和骂。但他没时间大骂了，因为出发在即，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等我收拾完东西下楼时，天井里已经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有母亲、大嫂、二嫂、徐娘、小兰、小龙和小风，一干女将和孩子。她们，和它们（行李），都是要去乡下的。我注意到，走的人中没有小弟。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弟不走了。我觉得他是最该走的，怎么不走了？我去找小弟，他正埋头在案台上一门心思地用一堆虎骨卜算我们一路的凶吉。我说：“小弟，听说你不走了，你干吗不走？”他说：“我干吗要走？”我说：“爹不是说我们都要走？”他说：“爹说是女人和孩子才走。可我是女人吗？孩子吗？我都十九岁了，如果老天不亏我，让我有一双好脚，我都可以去前线打仗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用这句话说服了父亲，同意他留下来。我想他可以不走，我也可以不走，便又去找父亲说情。父亲用怒眼和一句话回复我：
人真是个怪物，以前我那么反感他，可就这么几分钟，他在我心里完全变了样。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在学校里遇到他，每次遇到都紧张得手心出汗，心里又在对他默默说：“嗨，停下来跟我说说话吧。”不知不觉中，我甚至养成了习惯：经常在心里跟他说话。尤其情绪低落时，他的身影就会在我的头脑里塞得满当当，我不便对人说的话都对他一个人说了。每到周末，要回家前，我总想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我去车站。如果可以，我还想和他一起去旅行，或许是某个未开发的荒凉小岛，或许是某座闻名遐迩的文化古城。我想和他一起吃早餐、午餐、晚餐，在花前月下散步、吟诗、诵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爱，反正我开始惦记他了，想念他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惦记过一个人，他是第一个。可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秘密似的，整整一个学期都没理我，见了面总是视而不见地走过，好像在报复我。直到放暑假前一天，我们在炎炎烈日下，在去食堂的路上迎面相遇，他手上拿着两个包子，没有任何预兆地叫住我，对我说：“冯点点同学，你暑假准备怎么过？”我都忘记说什么了，反正结果是他告诉我，他在暑假里会在哪里开一堂课，一周讲一次，希望我去听。
“别跟我啰嗦你，快准备走！”
朗诵了原文后，他又把它译成白话文讲解了一遍。这下，他和台下观众都更进入角色了，激扬的文字与他的激情融会贯通，把大伙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他诵一句，大家跟一句，现场顿时一派热火朝天。我被彻底感染了，也跟着大伙大声念，并且默默地流出了热泪。那泪水滚烫的，我感觉眼睛都被灼伤了。
车子停在门外，行李都已经装进去。我们相继出了门，准备上车之际，突见小弟风风火火地滚着轮椅冲出来，大声地喊妈妈：“你们不能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牌给你们这次出行卜了一卦，命相极凶，是凶煞之卦，万恶之源。”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坚持要我们“改天再走”。父亲和妈妈似乎都给他说服了，有些犹豫不定。迟疑问，二哥跳出来发话，说：“爹，妈，你们别听他的，他这玩意唬唬外面人还差不多，怎么能唬自己人嘛，几天前他还在说日本人要等明年开春才能攻占上海，现在才初冬呢，完全是瞎说。”正是这句话，坚定了父亲要我们走的决心。
我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他，更没有想到，他的朗诵竟然那么打动人。会场本是闹哄哄的，他朗诵后顿时变得安静下来，不一会就静得鸦雀无声，以至仿佛可以听见他睫毛眨动、目光拉伸的声音。他嗓音磁性十足、感情充沛，配着自然得体的手势、步子，目光时而远放，时而收敛，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错落有致，收放自如，真是十分具有感染力。
我们就走了。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五个小时后，小弟的话应验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给我们开船的是船夫阿贵，曾经和阿牛哥一起做过家里的保安工作，前年犯了痛风病，一只脚老是伸不直，才让他去开船。阿牛哥安排我们坐他的船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毕竟是干过保安的，万一路上有事可以搭个手帮衬一下。船看上去很普通，一只三吨载重的货船，破破烂烂的，座位都是临时加设的。但实际上，这船安装的是英国舰艇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可以比小汽车开得还快。我们上船时，太阳已经贴在江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大铁饼。船驶出市区不久，天昏暗了，我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不吭声，满脑子里都是高宽，想着想着累了，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夜幕沉沉，我听见阿贵在前面驾驶室里急促地叫：“阿牛！阿牛！快过来看。”阿牛跑过去问：“怎么啦？”阿贵往前面河上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我也来到驾驶室，顺着阿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木船贴岸而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小小的乡村码头，码头上有一间低矮的水泥屋子，灯火通明，屋檐上竟斜插着一面血淋淋的太阳旗！阿牛说：“糟了，日本鬼子打到这边了！快，掉头！快掉头！”但迟了，鬼子已经发现我们，雪亮的探照灯射过来，几个日本兵从小屋里冲出来，端着枪朝我们又喊又叫，要我们开过去。阿贵想拔枪，被阿牛一把按住，“别，送死啊！”妈妈也急忙喊：“快把枪藏起来！藏起来！”阿牛哥迅速将两把枪都藏了起来，随后帮着阿贵把船往岸边撑去。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我们的船刚停靠码头，一个小队长模样的鬼子带着两个士兵跳上船，对我们喝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阿牛哥迎上去说：“太君，我们都是难民，回乡下老家避难。”小队长问：“乡下？老家？”阿牛哥说：“对对对，乡下老家，回家种粮，养鸡养鸭。”小队长在船舱里巡视一遍，指着脚下问：“船里，军人的有没有？军火的有没有？”阿牛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军人的不是，军火的没有。”小队长找到一块活动的舱板，伸手一指，两个士兵立即钻进暗舱去检查。幸好什么也没有。小队长朝着阿牛喊：“你的良民的，前面的不能的走。”他似乎正在刻意学汉语，要我们回头，不能朝前开。说完，他带着两个士兵往外面走。如果就这么走掉就好了，可走在后面的那个年长的老鬼子从我面前经过时，好像意外发现了什么——原来是他看见我脖子围着一根红绳子，也许是经验告诉他，我胸前可能挂着一块宝贝，便凑到我面前，猛地一扯绳子，扯出一块玉佩。他把玉佩捧在手上仔细看了看，顿时笑开了花，要我把玉佩给他。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我要给他也许就好了，可这是高宽送我的，这也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我不肯，他要抢，我急了，忘了害怕，躲闪中任性地推了他一把。小队长看见了，冲上来对我举起手枪，哗啦哗啦地骂。我不敢动，乖乖地原地不动，老鬼子便上来取玉佩。刚才他要抢的时候，我已经把玉佩又塞回到衣服里，这下他来取时居然想把手伸进我衣服，吓得我一下蹲下身子。可是他已经抓住我衣服，紧紧地抓住不放，我身子往下一蹲，衣服就被拉开了，露出了半片胸脯，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