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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根纹丝不动，面色阴沉地瞪着他，咬着牙，一字一顿，像遗言，又像通牒；“最后我还要告诉你，我的阁下，我已经写好了遗书，如果我暴死在这个肮脏的城市里，都是由于你出卖了我，我将请求家人起诉你。”
萨根哪知道有人已经搜查过他的房间，他沉浸在自己的盘算中，准备以一只老狐狸的狡猾，和一副老无赖的嘴脸，来应付上司可能的盘问。他通晓美国的法律，也摸透了上司想做绅士的脾气，心想只要自己死不认账，他一个参赞，又不是什么大使，手无予夺生杀之权，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施密特先生进屋后那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并没吓倒他，他一直潇洒地昂着头，笑吟吟地迎着施密特先生的目光，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哈，上司先生，你有话就直说吧，别在那里装模作样了！
这是威胁，是挑衅，是藐视，是肆无忌惮，是小人的疯狂，是流氓恶棍的无赖。太无耻！太无耻了！施密特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家伙竟是如此无耻，这般恶劣。他开始后悔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要求在发现电台后立刻将他扫地出门。他想压制住自己的冲动，可是马上又听到内心一个声音在对他大声呼号：是可忍孰不可忍！施密特放弃了忍，很不绅士地扭曲了脸，擂着桌子咆哮：
施密特先生以前虽然来过这里，但不知道这屋子里还有个地下室，今天助手告诉他这个秘密后，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专程来探视。根据助手的描述，他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那个秘密的角落，那块“遮羞布”——盖板，并且不避讳自己的“发现”，目的就是想让萨根觉得心虚。
“滚！你给我滚出去！”
施密特先生用目光巡视一番屋内，发现屏风之后确有助手说的一块木头盖板。他难以想象，这屋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肮脏的地下室。其实这是房子老主人以前藏酒的地方，萨根是使馆内有名的酒徒，又是使馆西迁的首批先行人员。詹森大使是一九三八年八月率队入驻此地的，包括施密特，而萨根作为三名先行者之一，年初就来重庆落实使馆西迁的准备工作。他是捷足先登，又有一个对酒之醇香十分敏感的大鼻子，第一次进楼来看房子时就被一缕陈年醇香牵引到了这间屋子。酒徒配酒窖，名正言顺，其他职员还不要呢。就这样，这间屋子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宿舍。
萨根冷笑几声，转身出门，步履生风，潇洒得很。
萨根回来了。他前脚跨进宿舍，施密特先生后脚就紧跟了进去。
与此同时，在相隔几站路的大街上，老孙正驾车载着惠子，送她去重庆饭店上班。秋日的早晨，天高气爽，但街上的车并不多，多的是人——上班的人，买菜的人，还有郊区进城来挑粪的人。不论是挑的粪，还是挑粪的人，都散发出熏人的气味，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捏着鼻子，皱着眉头，避着他们，或疾步快走，或驻足而停。
他喜欢这种感觉。权柄在手，高高在上，人为鱼肉，我为刀俎。
老孙和惠子是在天堂巷口不期而遇的。惠子刚走出家门，来到巷子外面的大街上，就撞上路过的老孙。
这天晚上吃罢晚饭，施密特先生踏着薄暮在院子里小走了一会儿：既是在等萨根回来，也是在思考怎么来修理萨根。远处，山岭的背后泛着一片昏红，他知道那是燃烧的晚霞。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心里也升浮起这样一片昏红。大使在昆明，昨天晚上他把萨根的情况用电报向大使作了简单汇报，今天下午大使给他回电，授予他全权代表大使负责调查和处理。这说明大使暂时回不来，同时也说明大使对他的信任。
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老孙现在身负秘密的重任，其任重道远，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惠子面前为萨根“平反昭雪”。当初专门请家鸿递话给惠子，把萨根说成是日本间谍，现在是反其道行之。这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这个老孙自己都是一头雾水，搞不明白。所长是昨天晚上布置给他任务，让他今天设法见到惠子，把“话”传给她。
这就是美国人的强悍与牛气（多少也掺杂着一丝傻气）：你日本人敢炸中国的军用设施，敢炸重庆的平民百姓，但你就是不敢炸我美国国旗。凡是有星条旗飘扬的地方，即便是在时时处于日本飞机威胁下的危如累卵的重庆，也是最安全的。这种美国式的强悍与牛气自然也贯注在施密特先生心里，他的助手明明已在萨根的密室里搜出了秘密电台，但他就是不想按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将萨根驱逐出境，让他滚回美国。他认为这样做太伤他们美国政府的面子，即使证据确凿，他也不能这样干。他要按他们美国人的方式处理萨根。
惠子不是萨根，要见她蛮容易的，就在巷子外的街上守着就是。这不，惠子准时出来了，老孙跟着她把车开过去，停在她身边，装着是碰巧遇上的，客气地把她喊上了车。车子开出一会儿，老孙扭过头来问她，这两天有没有见过那个美国外交官萨根叔叔。惠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由于担心鬼子的飞机再来夜间空袭，许多人家和单位都不敢点灯，整个重庆几乎成了一片黑灯瞎火的死海。即便是使馆区内，大多数地段和建筑也是黑洞洞的，路灯形同虚设，屋里虽然有照亮，但窗帘总要拉得死死的，百米之外难见光影。唯独美国大使馆，屋里屋外，照明灯盏盏通明，将那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和屋顶之上高高飘扬的星条旗，明目张胆地置于一片璀璨中。如果你在空中俯瞰，则会轻易发现，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包括江南岸的大使馆酒吧、国际总会等屋顶，都铺着一面巨大而鲜艳的星条旗。天黑黑，地黑黑，偌大的城市陷入一片漆黑中，但这几个地方却因为漆黑而变得更加明亮突出。鲜艳的星条旗像一个喧哗的广场，构成一个色彩斑斓、情绪热烈的世界，使这个城市没有因为漆黑而死亡。
“为什么？”
同样是夜晚，但美国大使馆的夜晚是与众不同的。
惠子沉着脸说：“他是个坏人！报纸上说的那个……当间谍的外交官，就是他！”
2
“你听谁说的？”老孙认真地问。
萨根看上司滔滔不绝，第一次觉得无语。
“我大哥说的。”
“谢谢，我想还是需要的。”施密特率先站起身，居高临下地对萨根说，“我刚才说了，我会根据你的要求认真展开调查。我喜欢调查，喜欢用事实来说话。所以，我要奉告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中国的又一句老话。你在中国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老话，那是他们古人的智慧。学会了可以变成你的武器去战胜他们，现在我觉得你比较被动。当然，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属下成为一个无辜牺牲品的。不管怎么样，你是做了也好，没做也好，别人是诬陷你也罢，还是揭发你也罢，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的。”
“家鸿，他怎么能这么乱说话？”老孙摇了摇头，叹道，“萨根怎么可能给鬼子干活呢？真不知他从哪儿道听途说的，太不负责任了，完全是胡言乱语，要是让萨根听到了就麻烦了。你比我更了解美国人，他们是惹不起的。”
“如果需要的话，”萨根笑着说，并没有站起来，“我乐意奉陪。”
惠子惊讶地望着老孙，用目光敦促他往下说。老孙笑了笑，开始把已经打过几次腹稿的话玲珑地倒出来，意思只有一个：家鸿说的肯定有误，他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萨根根本不是什么间谍。惠子听了，自然十分高兴。要说惠子其实也不怎么看重与萨根的交往，她甚至有点不喜欢这个“叔叔”，总觉得他过于轻佻，油嘴滑舌，好像日本混迹江湖的浪子、艺人，虽洒脱，但不受人尊敬。她看重的是另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日本女人，此时来到中国做媳妇，虽说为了爱情天经地义，却不合时宜，易遭人怀疑和白眼。如果这时候，跟她多有来往的萨根叔叔是个日本间谍，她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她？肯定是更要遭人白眼和怀疑了。所以，当听老孙这么肯定地说萨根不是日本间谍，笼罩在她心中的乌云瞬间散去，她仿佛一下看见了明朗的天空、灿烂的阳光，心情格外轻松与快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想，这下至少可以堵人嘴，不让人往她身上泼脏水，心里塌实了许多。
这时助手走进来，对萨根礼节性地点头示意后，径直走到施密特先生身边，将嘴巴凑到施密特先生耳边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萨根不免紧张地注意到，施密特先生在不停地点头，脸上的表情竟突然变得诡秘了，怪异了——有震惊，有怨尤，仿佛还有一丝得意和冷笑。总之，是那么五味杂陈，意味深长。他不时地冷眼瞟一下萨根，瞟得萨根不自觉地毛骨悚然。罢了，施密特先生开始表演起来，一边匆忙地收拾起东西，一边对萨根解释道：“今天就这样吧，我有事，我们回头再聊。”
高兴的事总是接踵而来，惠子刚到办公室不久，就接到楼下总台的电话，说有她的信。又是陈家鹄的信！她取了信，身轻如燕，一口气跑回办公室，迫不及待地拆开，愉快地读了起来：
施密特先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词，只好顺着他的话说：“放心，我会调查的，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和我们使馆的名誉，杜绝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惠子，昨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了耶鲁的教室，好多鸟儿栖在窗外的枝头声声欢叫，叫得人心烦意乱，身体发热，高烧不止。在两千九百七十七个小时以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在青青的草地上，有一只鸟儿终于第一次唱出了美妙的歌声……
反守为攻，攻得好漂亮！
这可是只什么鸟啊！
萨根坦然地点着头说：“是的，以您的身份而言谨慎便是美德。但请原谅我直言，即使要循风而动，也应该是实实在在地依法寻取实证，而非听信小人的一面之词。如果就此怀疑我——一个跟随了您多年的属下和朋友，我只能说我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
惠子的脸一下潮红了，一股让她心颤的热流瞬间淌满她的心。她不由想起他们初恋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去郊外踏青，陈家鹄请她看一幅杂志上的油画：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扯起裤头，让一个同是金发碧眼的小女孩看他的裤裆。惠子看一眼，脸就腾地辣辣地红了，举起拳头要打陈家鹄。陈家鹄居然一日咬住她的拳头，趁机抱住她，把她压倒在草地上。有一会儿，她真切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个硬硬的棒状物顶了她一下，陈家鹄意识到后立刻调整了姿势，想掩盖过去。哪知道，当时还不解男女之事的惠子以为这是陈家鹄裤袋里的东西，偏偏追问他是什么东西。陈家鹄说那是他的小鸟，并引诱她去他的口袋里摸索，摸到的自然是一个“陷阱”……他们就这样踏上了陌生的旅程，充满渴望又紧张地打破了彼此身体的禁区，沐浴了人生第一次云雨。第一次总是刻骨难忘的，回想起来有太多的细节和丰富的表情，甚至当时天空的颜色、草地的疏密。此时惠子都觉得历历在目，鲜活如初，令她沉醉。
施密特先生有些惊讶地望着他，“可我更愿意相信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无风不起浪。”
萨根不合时宜的造访，把惠子从遐想中拽了回来。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说有人控告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就是凭这几页纸吗？这太荒唐了。再说，报纸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啊，只有一个代号叫××的人。如果他们掌握了确凿证据，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我的名字，而要用××来代替？我的上司先生，请允许我表达也许您不喜欢听的观点，我不叫××，××是什么意思，是数学方程式吗？其次，据我所知，我们使馆内也并没有一个叫××的人。在我看来，这篇没有丝毫事实依据的报道实在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而这两份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我萨根痛恨日本政府，我在十五年前断然辞去公职，就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野蛮无耻的行径，他们把我母亲的名誉毁了，这比当众扇我耳光还要令我难受，这里居然还把我说成跟日本政府一直关系暧昧，难道您不觉得可笑吗？这么公然失实地诋毁我，不过是中国人的又一个愚蠢的表现而已。我足可宣称，中国政府这种彻头彻尾可笑可耻的行为，不能证明我什么，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愚蠢、野蛮、无耻。”
这几天，萨根想方设法想来见惠子，目的无疑是想从惠子口中证实陈家鹄的死讯。但是惠子听了家鸿的说法后，简直恨死他了，坚决不愿见他，明目张胆地躲他，避他。第一次萨根给她来电话，约她下楼去喝咖啡，惠子一声不吭扣了电话；第二次惠子听到他上楼的声音，知道他要来找她，想躲来不及，索性反锁了门，死活不开。这一次，萨根学聪明了，进了楼道没有跟人打招呼，悄悄地摸进来，见了惠子，先声夺人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