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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在公寓里转了一圈，来到了阳台上，夜晚的天空仍回荡着节日的声响。突然我清楚地感到了那个年轻女人和我之间的联系：我们几乎没什么来往，但关系越来越紧密。或许她想让我拒绝她，不给她公寓钥匙，这样她就会避免因为发泄情绪而做出危险的事。或者说她想让我把钥匙给她，想通过这一举动，感受到我赋予她的权利：她可以冒着风险出逃，踏上另一条道路，与命中注定的未来有所不同。总之，她想象我充满经验、智慧和叛逆的力量，她希望这对她有用。她需要我支持她，一步步跟随她，帮助她做出选择。无论我给她钥匙，还是拒绝她，都会推动她做出选择。在我看来，当大海和小镇变得寂静时，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在我的房子里和吉诺缠绵几个小时，而是想把自己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关心她的生活。灯塔的光有规律地扫射到阳台上，让人难以忍受，我起身回到了屋里。
无论如何，只要满足两个女儿的要求，一切就能过去。在比安卡和玛尔塔的青春期，她们经过激烈的争吵，严格分配使用房子的时间，上百次要求我把公寓留给她们。她们有自己的性爱需求，我一直都很包容。我想，在家里总比在汽车里、黑暗的街道上、草地上，面临无数不便和危险好。我总是很失落，只好去图书馆、电影院，或在朋友家睡觉。但尼娜呢？尼娜是八月海滩上看到的一个女人，我们交换眼神，聊过几句话，因为我莫名其妙的举动，她和她女儿成为了最大受害者。为什么我应该把房子留给她，她是怎么想的呢？
我在厨房里吃葡萄，娜尼在桌上，看起来干净清爽，但脸上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无形、空虚，没有清晰的秩序，没有真相。在海滩上，尼娜是什么时候选择了我，我是怎么走进她的生活的？当然是在一片混乱中，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她。我觉得她是个完美的母亲，埃莱娜是个理想的女儿，但自从我从她女儿手里拿走了这个娃娃，她的生活变得很艰难。在她看来，我是一个自由、独立、优雅、勇敢的女人，生活中没有黑暗的沟壑。面对她焦灼的问题，我始终闭口不言，保持缄默。凭什么我有这样的权利，为什么当时我要那么做？我们只是表面相似，但她承担的风险比我二十年前大得多。从小时候开始，我就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野心勃勃，奋力将自己从原生家庭中解脱出来，就像从一个拉扯着我的人手中挣脱出来一样。我离开了丈夫和女儿，当时我确信自己有这样的权利，我是对的，更何况詹尼虽然很绝望，但没有迫害、纠缠我，他很会为别人着想。在离开两个女儿的三年里，我从未感到孤独，我有哈迪，他很有名望，很爱我。我觉得周围有个小世界支撑着我，由男女朋友组成，即使会发生争论，但他们也和我有着相同的文化，能理解我的野心和痛苦。当内心的压力变得难以承受时，我又回到了比安卡和玛尔塔身边，有人默默退出了我的生活，有些门永远关上了。我前夫决定，这次轮到他逃跑了，他去了加拿大，但没有人赶我走，认为我不配回去。而尼娜什么都没有，她甚至不能像我一样，在断裂前为自己找好出路。而且在此期间，世界并没有变好，对女人反而更残酷了。她告诉我，她面临着被杀死的风险，即使她做的事比我很多年前做的轻微得多。
我难以入睡，我想过给两个女儿打电话，她们一直在我脑子里，但那几天我心里乱糟糟的，有时候会忘记她们的存在。这一次我也放弃了，没有给她们打电话。她们会列出她们需要的东西，我想着，叹了口气。玛尔塔会说，我只想着比安卡的笔记，却把她交代的事忘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总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她们从小就这样，总是怀疑我偏心，更操心另一个。以前她们为玩具、糖果，甚至为我亲吻她们的数量而争吵，后来她们开始为衣服、鞋子、摩托车、汽车吵个不停，总之是为钱吵。现在我必须非常小心，要给她们俩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她们都带着敌意，在心里有一本秘密的账目。从小她们就觉得我的感情不可靠，所以会根据我的具体行动，以及我给她们的东西来衡量。有时我想，现在她们已经把我当作一份在我死后要争夺的遗产了。她们遗传了我身体的不同特征，她们觉得不公平，所以不希望在钱上，在为数不多的财产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不，我不想听到她们的抱怨。她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如果电话没响，显然没什么要紧事。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很生气。
我把娃娃带到卧室，给了她一个枕头，让她靠在上面。我把她放在床上，就像过去在南方某些人家里那样，让她张开双臂坐着，我躺在她身边。我想到了布兰达，我在卡拉布里亚认识的那个英国姑娘，我们只相处了几个小时。我突然意识到，尼娜赋予我的角色，就像我赋予布兰达的角色。布兰达出现在通往雷焦卡拉布里亚的高速公路上，我赋予了她我想拥有的力量。也许她意识到了，在远处为我提供了小小的帮助，让我承担起自己生活的责任，我也可以像她一样。我关了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