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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另一个女孩的照片便消失了。后面的照片都是凯瑟琳的单人照或她和父母的合影，而且变成了纯粹的时间记录，不再有节庆和欢乐的气息。终于，照片彻底消失了，最后一张拍摄于凯瑟琳高中毕业那天，少女神情严肃，黑眼圈很重，仿佛快要哭出来。毕业证书是由弗吉尼亚州海文高中的校长签发的。
这是一本厚厚的相册，边角有些磨损。我想，里面的照片应该是狄密特家族的历史吧，最前面是她的祖父母的染色照片；然后是一些婚礼照，我猜测主角是她的父母；接下来是两个女孩的成长记录，有些和父母或朋友一起，有些只有她们两个，有些是单人照。照片中记录了沙滩上的度假时光、一家人的节日，还有生日、圣诞节和感恩节，都是两姐妹的童年回忆。两个女孩长得很像。凯瑟琳更小一些，她的龅牙在当时就很明显。另一个女孩是她的姐姐，或许比她年长两三岁，头发是沙棕色的，即使当时只有十一二岁，却依然很漂亮。
相册最后几页的东西被拿走了。相册底部有一些小块的报纸，其中大多数非常细碎，但有一块足有1英寸见方。随着岁月的流逝，报纸已经发黄，一侧是不完整的天气预报，另一侧是某张图片的一部分，角落里可以看到沙棕色的发梢。最后一页塞着两张出生证明，一份属于凯瑟琳·路易丝·狄密特，出生日期为1962年3月5日；另一份属于艾米·埃伦·狄密特，出生日期为1959年12月3日。
看来伊泽贝尔·巴顿的描述很符合现实。凯瑟琳·狄密特三十五岁左右，身材瘦小，但很迷人，身高5英尺2英寸，梳着深色的波波头，眼睛是浅蓝色的，皮肤很白。我把多出来的照片放进自己的钱包，开始查看抽屉中唯一的私人物品。
我把相册放回抽屉，进入了隔壁的浴室。浴室和公寓中其他地方一样干净整洁，浴缸旁边的白色瓷砖上整齐地摆放着香皂、沐浴露和洗浴泡沫，毛巾被放置在水池下方的小柜子里。墙上有一个镜面壁柜，我打开了一侧的门，看见里面装着牙膏、牙线、漱口水，一些治疗感冒和补水用的非处方药，以及月见草胶囊和各类维生素。这里没有避孕药，也没有其他的避孕用具。或许斯蒂芬·巴顿很注意这一点，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斯蒂芬不是这么细心的人。
凯瑟琳·狄密特做过很长时间的服务员，从新罕布什尔搬到了佛罗里达，又在社交季搬了回来。抽屉里的工资单和税单表明，她还去过芝加哥、拉斯维加斯、凤凰城，还有数不清的小城市。其中还有很多银行对账单。她在花旗银行存了1.9万美元，还有一些股票和债券，用一条厚厚的蓝丝带绑在一起。另外，抽屉里有一本护照，最近刚刚更换过，里面夹着她的三张护照照片。
壁柜的另一侧就像是一座小型药房，里面有许多兴奋剂和镇静剂，足以让凯瑟琳的情绪像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其中有用于缓解心绪不安的氯氮卓，用于缓解焦躁的阿蒂凡，用于缓解忧虑的安定、氯丙嗪和劳拉西泮。有些药瓶是空的，有些吃了一半。最近的处方来自弗兰克·福布斯医生——一位精神科医生。我知道这个人。“浑蛋弗兰克”睡过很多病人，还试图睡更多，有人建议她们起诉他。他的众多罪行足以让他被吊销执照，但是那些投诉人或是忽然撤诉、不肯再去法庭，或是被弗兰克动用资金压制下来。我听说他最近很安分，因为其中一位病人在和他发生关系后染上了淋病，并立即对他提起了诉讼。我想这件事他应该很难摆平。
我查看了衣柜，但是里面只有衣服和几双鞋子。梳妆台的前两个抽屉也装着衣服，但最后一个装着一些纸，大概是她不断地换城市、换工作积攒下来的文件、税单、入职登记表等。
凯瑟琳·狄密特显然很不快乐，但她去看弗兰克·福布斯，也不能变得更快乐。我不太想见他。有一次，他曾想和伊丽莎白·戈登发生关系，这个女孩是苏珊一个朋友的女儿，那个朋友离婚了。当时我见过他，提醒他作为医生的责任，并扬言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就把他从办公室的窗户扔下去。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弗兰克·福布斯的行为，部分原因是出于警察的直觉。
我先查看了卧室。一些平装本小说放置在床边的小型书架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衣柜和一个梳妆台，它们都是宜家的组装家具。我在床下发现了一个空着的手提箱。梳妆台上没有化妆品，这说明她离开时或许带了一个小旅行包。她似乎没打算离开太久，更不像是永远都不会回来的样子。
凯瑟琳的浴室里没有别的值得注意的东西，公寓其他的地方也没有。我正打算离开，却在电话前停了下来。我拿起电话，按下重拨键，一阵嘀嘀声过后，有人应答。
一条短短的走廊铺着破旧的地毯。穿过走廊，便是一间干净的客厅，里面有一台旧电视，以及不相称的沙发和椅子。客厅一侧是狭小的厨房，另一侧是卧室。
“海文县警长办公室，请问有事吗？”
它看起来就像一把电钻，只是更小、更细，有一个尖尖的头，既可以撬，又可以顶住销子。我把尖头插入锁中，按下按钮。开锁器哗啦啦地响了几声，然后门锁便打开了。我悄然走了进去，关上了身后的门。几秒之后，走廊里的另一扇门打开了。我站在那里不动，等待它重新关上，然后将开锁器放回包里，重新开门，并从口袋中拿出一根牙签。我把牙签掰成四份，塞进锁孔。这样，如果有人想要进来，我便有时间从防火通道溜走。于是，我再次关好门，打开了灯。
我挂掉电话，打给了一个在电话公司工作的熟人。五分钟后，他查到了这台电话从周五到周日拨过的本地号码。它只打过三个号码，都很普通，一个是中餐外卖，一个是当地的洗衣店，一个是电影信息热线。
三楼很安静，走廊里有六扇刚刷过漆的门，每侧各有三扇。我默默地走到14号门前，从大衣下把黑色小包翻出来。我再次敲门，但只是为了确认一下，然后便从包里拿出了开锁器。在我认识的撬门者中，安格尔是最厉害的一个，即使是以前做警察的时候，我也时常需要他的帮助。作为回报，我从不给他找麻烦，也从不把他牵涉到我的工作中。如果他被抓起来，我会尽量让他在监狱里好过一些。这个开锁器便是他给我的谢礼，不过这个谢礼并不合法。
当地的公司无法查出它拨过哪些长途电话，于是我又试了另一个号码。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机构，它只是其中一个，致力于向私家侦探和其他对别人的事情有长期浓厚兴趣的人非法售卖涉密信息。在二十分钟内，那家机构告诉我，这台电话向弗吉尼亚州的海文县打了十五个电话，信号来自斯普林特公司，周六晚上7点打给了警长办公室，8点打给了镇里的一家私人住宅。我拿到了两个号码，并拨通了第二个。答录机上的留言很简洁：“我是厄尔·李·格兰杰。我现在不在家。听到嘀声后请留言，如果涉及警务，也可以联系警长办公室……”
由于她可能会和管理员核实，我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但如果公寓不能告诉我凯瑟琳去了哪里，我依然要和管理员或邻居谈谈，哪怕和邮递员说说话也好。我走进大厅，用钩子打开了14号房间的邮箱，只找到一份最新的《纽约杂志》和两份类似垃圾邮件的东西。我关上了邮箱，顺着楼梯来到三楼。
我再次拨通了海文县警长办公室的号码，希望和警长通话。
凯瑟琳·狄密特居住的街区有些破旧，大多数建筑的台阶上都坐着一些穿运动鞋和低腰牛仔裤的年轻人，一边抽着烟，一边吹口哨，并朝路过的女人大喊大叫。她住在14号，或许接近顶层。我按了按门铃，不出所料无人应答。我又按了20号的门铃，听到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告诉她我是煤气公司的员工，来检查煤气是否泄漏，但管理员的房间没有人。她沉默了片刻，按下了开门按钮。
工作人员告诉我格兰杰警长不在，于是我想要和目前的临时负责人通话。副警长名叫阿尔文·马丁，他出去办案了。电话里的警官也不知道警长何时回来。从他的语气中，我判断出警长并不只是出去买盒烟而已。他询问了我的名字，我感谢了他，然后挂掉了电话。
曾经的钢铁生产商、陶工、印刷工都早已不在人世，但很多工人的后代还生活在那里。如今那里充斥着小型服装店、波兰面包店、老牌犹太熟食店和卖二手电子产品的店。
凯瑟琳·狄密特只联系了家乡的警方，没有联系纽约警察局，似乎有某些原因。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要去一趟海文县。但是在这之前，我决定先去见一见浑蛋弗兰克·福布斯。
<aside id="footnote-12-62" type="footnote">波兰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1989年正式合法化并在众议院选举中取胜。<aside id="footnote-12-98" type="footnote">指美国邦联海军弗吉尼亚号铁甲舰，由梅里马克号蒸汽船改造而成。
公寓位于绿点区，是一栋改造过的四层红砖建筑。布鲁克林的这一社区主要住着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波兰人，其中波兰人中有很多团结工会<sup><a href="#footnote-12-62" type="noteref"> </a></sup>从前的积极分子。绿点区以前是布鲁克林的工业中心，攻打邦联战舰梅里马克号<sup><a href="#footnote-12-98" type="noteref"> </a></sup>的莫尼特号铁甲舰便是由绿点大陆钢铁厂制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