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满汉之争中的传教士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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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使用满语。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里面的成员应该大多都不懂汉语。杨光先的奏本递上去以后，满人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审问。现存所有关于此案的卷宗都是满语写成的。尽管很多证人是汉人，最初的审问对话应该也是用汉语进行的，但记录下来后都翻译成了满语。比如，为了裁决杨光先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到底谁说的算命理论正确，就得传唤社会上的算命高手，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人谈到算命理论，阴阳五行的内容很明显是用汉语讲的，而且涉及很深入的推演测算内容，这些都翻译成了满语。这些命理风水内容都很艰涩，长篇大论，很难想象平时骑马打仗的议政王大臣们会有兴致和耐心搞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3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议政王大臣会有兴趣来管这件事？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康熙中期以后，就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因为它影响了皇帝的权力。但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存在的几十年中，它主要处理的是军国要事，尤其是军事上的。这个历法案子是它唯一一次过问这种文人参劾，而且是非紧急的案子。

从实际效果上看，杨光先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写的批判汤若望的文章，在传统士人圈子中，并没有引起反响。29但他却被满人上层注意到了。后来杨光先向礼部上了参劾汤若望的奏本，礼部把奏本转递给了当时大清的最高权力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朱维铮先生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就是礼部当天就把杨的奏本转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30当时杨是一介平民，正常情况来说，他的奏本上到礼部，礼部都未必会接收，就算接收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处理。而杨的奏本竟然当天就被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朱维铮分析这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杨递这个奏本是满人上层提前安排好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的祖制，主要由八旗各旗的旗主，以及军队中的满蒙高官组成。在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机构是凌驾于整个朝廷之上的，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处理军务大事。很明显，如果没有提前安排，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本不可能处理杨光先这种朝廷内文人参劾的奏本。

在南怀仁神父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记录中就提到，确实有很多满蒙将领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听不下去里面的内容。每当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离席了。32其实要理解为什么有些满人权贵会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就必须理解杨光先参劾的目标-汤若望和他领导的钦天监，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特殊职能。首先要明确的是，钦天监不是一个简单观测天象的天文站，它其实是为朝廷提供算命风水这些玄学建议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机构的测算建议会影响到朝廷以及皇帝很多现实中的决定。

汤若望参与算命

笼统来说，钦天监的职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观测部分，二是解释部分。观测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部分，客观地观测天象变化。汤若望靠他从欧洲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已经在朝廷和社会中证明了他是观测方面的权威。但是，真正让钦天监成为朝廷一个有话语权机构的是它的解释部分。也就是如何解释观测到的天象，并将之与现实中的人和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这个解释部分就是中国传统测算、占卜、风水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

为了扩大影响，杨光先将汤若望改天宫图的问题上升到汤不尊重中华古制、不尊重儒家传统的层面，以期在士人圈子中取得更多的支持。公正地说，杨光先的逻辑也不完全是牵强附会。从周文王幽而演《易》，到孔子勤奋读《易》“韦编三绝”，中国传统士人历史上就一直和推演、各种算命术有不解之缘。古人没有今人的科学观，所以算命技术高超是被社会肯定的。士人能推演未来，被认为是懂得自然韵律、感知天道的表现。因而，杨光先称汤若望修改天宫图破坏了中国传统，想以此得到北京士人的支持，也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异想天开。

现在无法确知到底汤若望是否真的相信中国的各种占算方法，以及他是否学过中国测算。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汤若望知道占算的解释在朝堂上有很大分量，也知道占算会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一个当时有名的例子。满人进京以后，多尔衮不想沿用明代的皇宫，想另外修建一处皇宫。当时满朝文武没人能劝阻多尔衮，最后是汤若望出来上奏。在奏疏中，汤若望先说明代建的皇宫如何选址精妙，讲了一堆风水理论，大意就是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然后结论话锋一转说：“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就是新址风水选位上不行。说完风水不好，汤若望接着讲占卜，结论是：“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最后结尾还加了一句：“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汤若望这样把风水、占卜的招数都使出来后，多尔衮也招架不住了，把汤若望召进宫，让他当面细讲。多尔衮听完后也只好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33就这样，一代枭雄多尔衮精心筹划的新皇宫建设计划就终止了。汤若望这份上奏不是密陈，是从公开的朝廷渠道一步步递上去的，也就是说，是当时朝堂大臣都知道的。汤若望在这样的大事上都说得上话，这也是他在汉人士大夫圈子中很有分量的原因。汤若望使用中国的占算理论在当时也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不仅当时的国人知道，罗马教皇那边也知道。因为许多神父都反对汤若望在中国做占算，认为有悖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汤若望告到了罗马教廷，不过后来罗马内部辩论过后，默许了汤若望的占算行为。34

而这一改动对很多算命风水堪舆术都造成了冲击。现代社会，星宿已经不在日常话语体系之中。但在古代，星宿的基本知识是读书人必备的，属于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名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与“商”就是两个星宿，而这句诗还与两个星宿在天宫的位置相关，即这两个星宿不会同时出现在人的视野中。杜甫的这句诗表明，星宿是他以及诗的读者共有的常识。还有风水中常说到的青龙、白虎、玄武，这些也是星宿知识的一部分。尽管汤若望当时对参宿与觜宿的位置改动是根据观测结果来的，而且结果还经过其他人的核实，但他改变不了的是参、觜在算命风水等书中各有指代，同时参、觜二者的五行还正好相对，参属水而觜属火。他这一改，一些书中的推演法则、判词就失灵了。所以汤若望这看似是一个科学观测的修正，却对整个测算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杨光先等擅长紫微斗数的人更是影响重大。紫微斗数算命是基于人的出生时间和年月日，找出人的生辰八字。比如2020年是干支纪年法中的庚子年，然后再根据规则，将月、日、时辰各兑换成天干地支中的两个字，这样与年合在一起就是人的生辰八字。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是不变的，就是所谓命。而紫微斗数推演一个人每年的不同际遇，就是用八字去比对不同年份的天宫图，然后进行预测。所以天宫图中星宿的排列对紫微斗数至关重要。杨光先最先盯上汤若望，并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在汤若望改了天宫图以后。

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给顺治皇帝上了不少的奏疏，下面这一份就是汤若望结合天象观测和中式占卜来劝谏顺治皇帝的。

黄一农教授细致考证过杨光先和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产生矛盾的渊源。中国传统天文把天空分成二十八个扇形区间，每一个区间就是一宿，俗称为天宫二十八宿。由于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还在绕着地轴自转，会产生岁差。这样经过几百年以后，站在地球同一位置、同一时节观测到的星空和几百年前是不一样的。清朝初年，汤若望根据自己的观测，把传统天宫图中相邻的参宿与觜宿的位置做了改动。由于他当时是钦天监监正，这一改动就成了代表朝廷做出的官方改动。28

汤若望占：

在传统社会，算命风水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百姓一出生，取名、开蒙、读书、考学乃至后来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占算。中国传统数学就有很大一部分跟算命风水测算等相关。算命自古就是一个大行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要用到算命。在朝廷中，提供算命风水等相关技术的部门就是钦天监。钦天监的一大职能就是要根据观测到的天文，制定每年的黄历。黄历之中包括了很多测算中需要的信息。杨光先精通的是紫微斗数。这个算命方法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算命方法之一，在互联网上的各大算命论坛都能看到。紫微斗数不属于秘传算命方法，有很多书存世，供有兴趣之人自行钻研。因而，紫微斗数一直是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算命方法。

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时观见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日珥有风。日有珥，人君有重宫妇人阴事。日朝珥，国主有耽乐之事，其不可行。女人惑之，不则有忧。臣汤若望。35

杨光先在当时社会真正被接受的是他算命的技术。他真正被社会认可的身份是“术士”。前文提到过，给汤若望写过贺信的魏裔介就在他写的书中引用和提到过杨光先的算命理论。26传教士南怀仁也承认杨光先是懂算命术的术士，但同时指出他不懂天文历法。康熙中期，朝廷禁止过一些命书，禁书书单中就有杨光先的著作。27

汤若望这份奏疏是从报告观测到日珥开始的。日珥是自然现象，起码对于有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汤若望来说，日珥不是什么稀奇的天象，是经常发生的。36但汤若望明显借助观察到的日珥在劝谏顺治。后面写的“占曰”，是引用的《观象玩占》中的批语。《观象玩占》传说是唐代李淳风写的，是传统星象占卜中的经典。汤若望通过经典中的批文，劝谏顺治不要沉溺女色。顺治二十三岁就死了，但他的感情生活非常波折，先后立过三次皇后。顺治虽有不少妃子，但大部分都是政治联姻。前文提到过，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来自蒙古，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就把六名她蒙古本部的女子嫁给顺治。董鄂妃大概是唯一顺治自己遇见并喜欢上的女子。根据汤若望记载，董鄂氏本来是已经结了婚的，进宫来服侍孝庄皇太后时被顺治看上。因为这事，孝庄废止了命妇人宫的制度。后来董鄂氏的丈夫去世，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了宫。满人有游牧民族传统，娶丧夫之妇，甚至娶兄弟或侄子的遗孀，并不是什么禁忌，后来很多讲究其实是满人汉化以后形成的。汤若望还记载，顺治和董鄂妃原来的丈夫还有过面对面的冲突，冲突中，顺治还打过那人一个耳光。其中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通过汤若望的记录，可以看到他确实关注过，或者说担心过当时年仅十六岁的顺治在女色问题上处理失当。而从上面的奏议可以看到，汤若望利用他作为钦天监监正的职位，通过天象、占卜或者说是玄学中的神秘力量在向皇帝进谏。而且汤还不止一次利用日珥说事。这条奏议中的日珥是女人，还有一次，他把日珥说成西藏来的喇嘛。37

传统社会中的算命

汤若望不仅在宫中使用测算，在社会上也利用算命来传教。北京的另外两位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就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认为算命完全背离了天主教。这两人写了很多书信到罗马去状告汤若望。根据安文思所言，汤若望的测算包括看罗盘、看手相以及解梦。38至于汤若望用的是西方罗盘术还是中国的方法，现在已不可考。对去找他算命的人来说，这应该无所谓，不管什么方法，能算准就好。但是对于当时很多以算命谋生的人来说，汤若望用罗盘算命，看起来就跟当时流行的紫微斗数算命方法很相似。杨光先就是当时北京紫微斗数的权威。

通过这些简单回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的士人圈子并不认可杨光先，不认为杨是他们中的一员，更不可能把杨视为士人的代表。尽管杨光先的名字在后世书写的清史书中经常被提及，也在西方写的天主教传华历史中出现，但这是因为后来写史和读史的人对中西冲突方面的历史有特别兴趣，因而杨作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记录了下来。但从任何角度看，杨光先在当时的士人圈子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他的言行自然也不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态度。

安文思还向罗马告状说，汤若望算命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这大概没有冤枉汤若望。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在后来留下的回忆自传中，提到了汤若望的占卜术了得。达赖入京是从蒙古过来，一路大雪多次阻断行程。当时满蒙高层都在期盼达赖的到来，想知道他到底还有多久能到，而汤若望竟然提前算准了他到京的日子，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之前汤若望精准算出日食时间，就已经让北京高层见识了他的能耐，现在又算准了达赖的到达日期，更是大大提升了他的名望。要是读过些中国古代占卜算命的书，就会知道算归期、算到达日期，统称算应期，这在通讯不发达年代，是占卜中最常见的显示技术的测算。达赖一路不顺，由于天气缘故，他自己其实都不知道究竟何时能到北京。因而在到达北京后，听说有人居然算准了他的到达日期，达赖自己都很惊讶，对此印象深刻。后来他在自传中特地记录了这件逸事，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一直以为汤若望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占星高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