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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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阐释的是一个生产性转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对立性成为其论述的前提。结合工业化大生产时期的欧洲历史，这样的分析有其洞见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逐渐形成了劳动罢工和权益争取的传统，这使集体的、组织化的协商成为可能。但是，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松散而高速流动的劳动现状对传统的劳动理论分析视角提出了挑战。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体。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来去自由、十分松散的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区，没有共同从事生产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很少有关于集体的回忆，更别说自我的身份认同。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成为新的不稳定阶层——这是我们重新看见和思考平台劳动时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问题。同样，外卖骑手也是如此，虽然劳动控制的问题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十分明显，也十分重要，但是单一的“控制-反抗”的分析逻辑不能完全适用于对这群人的分析，也不足以阐释为什么他们形塑了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他们“脱嵌”了传统的制造业、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迈入到服务性劳动领域，而平台的出现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组织、传递、生产生态。在控制的问题之外，似乎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关于劳动形式和意义变化的时代之问，等着我们去解答。

对于“送外卖”这样的工作，劳动场景与生活场景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劳动日常即生活日常，使人难以分清其边界。这与大工厂时代的劳动与休息、生产与再生产的严格区分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澳大利亚学者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白领阶层工作场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将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生活与工作的边界隔绝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不仅是白领阶层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模糊，广大的蓝领、灰领、农民工群体的再生产时间也在被侵占。移动端的 App不但牵引着娱乐族的注意力，更时刻影响着劳动人群的工作节奏和劳动意识。当流动的、自由接入的数字劳动成为一种趋势，身体第一次从固定的场所中得以“解放”，“劳动”变得比“劳动力”本身更加重要。我隐约感受到，这既是一个关于控制的问题，又超越了控制本身。因此，用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来全权代理分析平台语境下的零工劳动有欠妥当。

再进一步说，数字平台语境下的劳动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的问题，它是一个超越简单的“控制-反抗”逻辑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控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但绝对不是全部。除了控制，这里有千千万万个体的生命故事，有劳动的重启及其意义的重建，有关系的断裂与联结，也有一种正在生成的过渡性。个体与组织、社会正以无比紧密却又十分松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勾连宏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本书期望展现的“过渡劳动”，正是个体劳动故事与时代变迁之间互动交织的过程，它既是一种劳动状态，也是一种经济状态、一种文化和社会状态。

在此，劳动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出现了有趣的二律背反，变得既精细，又广泛。对于广大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工厂”从固定、封闭的场所被搬到了大街小巷，他们获得了流动、穿梭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服从算法与站长随时抛来的指令，严格按照指令执行劳动。有订单时工作，无订单时休息，工作与生活的随机转换成为零工劳动者的日常。上一秒骑手还在马路边与工友抽烟吹牛，下一秒就要跨上电动车跑往餐厅；前一小时骑手还在家里补觉，下一小时就被站长要求穿上雨衣出来抢救超时订单……

传统的劳动控制研究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积淀，却也存在诸多研究盲点。例如“控制-反抗”的框架让我们只见劳动不见生活，但零工劳动者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全然不同，他们工作的时间、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固有的工厂场地消失了，配合与流水线消失了，甚至监工的小组长和经理也消失了。他们变得来去自由、无人在意，生活与劳动自成一体。对于当下的零工劳动者而言，劳动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从未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后疫情时代下全球零工劳动的意涵。与此同时，新技术的结构性力量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正在全面重塑劳资关系，这种新的技术力量所形塑的劳动政治不再是简单地提高生产率、增强控制性，它冲击了社会主要劳动群体的工作伦理和对工作的想象，给农村和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带来了对“劳动与数据”关系的新思考，也带来了一个重新讨论媒介技术与个体选择的场域。

但是，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平台资本对于“劳动者”是谁变得并不在乎，它不在意为其从事劳动的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并能够按照平台的要求贡献自身的劳动力。换句话说，由谁来干这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这个工作。只要能够按照要求完成劳动，无论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都可以参与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资本方放松了对于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整体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门槛的特点，也使超大规模的零工就业成为可能。

因此，本书希望跳出单一的控制框架来描述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数字劳动者的生活嵌入在社会的肌理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肌理本身。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本书希望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的张力互动，看到个体与系统的关系，看到零工劳动者的叙事与倾诉，看到关于平台劳动理论与现实对话的枝叶漫展、游离纵横。这当然不是说全然不谈控制，而是希望将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与更广阔的劳动生活世界并行进行分析。我希望将更多、更大的篇幅放在展现外卖骑手日常的劳动和生活的故事上，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想。归根结底，我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

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认为，资本家需要拥有对于劳动者的控制权。注意，这里说的是“劳动者”而非“劳动”。这一观点不难理解：对于资本家而言，只有有效地控制了劳动者，让他们听从于自己的安排，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效率，从而保证工厂获得更多利润和市场份额。无论在工厂手工业还是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过程理论都围绕着资本如何保证“劳动者”在固定时间里认真、高效地完成任务而展开。对于人的肉身的、在地性的控制成为劳动过程理论展开讨论的基础。即便是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语境中，资本也一直在强调如何更加精细而有效地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布雷弗曼对于工厂标准化管理以及流水线生产的研究、布洛维对于工厂政体下“制造同意”与“赶工游戏”的研究，以及诸多对于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研究等，都十分细致、深入地阐释了资本想要控制“劳动者”所做的尝试。对于劳动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身体的管理与约束，是劳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