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如何让骚扰你的人陷入自我怀疑，以及其他用话语粉碎父权制的方法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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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创建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法庭上取得重要地位，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该研究的作者们写道，他们同时证明了打断发言的动机绝对包含性别因素，与大法官资历是否深厚毫无关系。得出这一确凿结论的根据是，研究者发现女性法官不但比男性法官更经常被男性同事打断发言，而且也更经常被法庭职权低于她们的男性打断，也就是那些试图说服她们的男性辩护律师。由此作者总结道：“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但性别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大约是资历的30倍。”——更别提在2015年，最常见的打断法官发言的现象是男性辩护律师高声盖过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声音发言，这种情况占到当时法庭上所有打断事件的8%。索托马约尔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有色人种女性法官。
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 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近年来，语言支配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7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最高法院1990年、2002年和2015年的庭辩记录，结果发现，随着更多女性法官坐上了法官席，女性发言被打断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多。如果你期待女性法官越多，女性权力就能常态化，你可能会大失所望。“打断发言是为了创建主导地位⋯⋯因此，女性越有权力，被打断发言的次数就会越少。”研究者这样写道。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在1990年，当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O' connor）大法官是法官席上唯一的女性时，35.7%的打断发言是针对她的，这在九位大法官中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十二年后，在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成为大法官后，这两位女性法官发言被打断的次数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5.3%；2015年，当三名女性法官——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坐上了大法官席位，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65.9%。
当然，鼓励边缘群体大声而明确地自我主张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原本就给女性和酷儿为自己挺身而出设置了重重阻碍。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行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则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明尼苏达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学院的性别和哲学学者佩格·奥康纳（Peg O’Connor）这样解释道：“我们的性格和处境都与伊丽莎白·沃伦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强硬拒绝性骚扰或是大胆指控性侵犯，就会遭到解雇。在她们的私人关系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说出真相可能面临的后果。”对于因反对性伤害而受到惩罚的恐惧是全方位的，并最终从内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动，使女性自己选择了沉默。“这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奥康纳解释道，“而是在确认被支配或被压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监管’或变得‘温顺’的。”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