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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我们自己。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考验就变得格外严峻。比如钓鱼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已经很棘手了，可是相对领土问题来说，还是有斡旋空间的。领土问题没得谈，谁也不会退让半步。
今天的中国人离世界很近，离自己却很远。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要”！但是要什么，还真不知道。
当今世界上，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面孔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
曾有外国人被问到：“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红绿灯一点儿用都没有……”听起来像抱怨，其实不是，后面还有句由衷夸赞，“但是从来不出事。”
我不止一次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告诉他们，不要再拿“前苏联”、“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前，全体人民不认识“圳”字时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去衡量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不懂中国人的智慧，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改变。
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长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安全，事故发生率好像并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让人感慨的是，那些习惯闯红灯的人，越过无数潜在的危险冲到了马路对面，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秘书长在演讲时，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不要指望别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更何况，还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象成前苏联和现朝鲜的外国朋友也不在少数。
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开车，经常遇到一些车像“疯狂老鼠”似的，在几个车道间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让周围的车很不安全。开出十几公里了，发现他也没超出多远，还在我旁边。
1995年我去美国，在纽约住宾馆，进来一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男服务员，非常认真，给我们介绍房间设施：“这是冰箱，夏天用来储藏食品，不让食品坏。”然后友善地问我们：“请问中国人一般用什么储藏食品？”他天真认为中国是没有冰箱的。我怀疑他一会儿关门出去的时候会想：“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没留辫子？”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
在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突然闯进了礼仪不那么优雅、穿着不那么讲究的一员，充满“泥沙俱下的活力”，让人一时很难适应。何况相当多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千万别以为他们除了火星哪儿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十个人只有三个馒头，必须先把馒头抢到手里，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如今苦难消逝已久，馒头供应充足，但“抢”的基因还在。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世界看中国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的？事实上，如此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国的面孔。未来十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不适应吗？要适应。
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该要什么。
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儿葬送了中法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又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你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全程陪同—上厕所、睡觉除外—这几乎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有时我看到身边的人玩命赚钱，可是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声名显赫，但其实非常可怜。说得好听点儿是为社会打工，事实上是为周围所有人打工。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老板，你认为他还是在为自己工作吗？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一方面在西方媒体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减肥的节目，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说：我们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别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现在很多拼命减肥的人，都是并不需要减肥的人。苗条作为体型的一种，已经被时尚化了，继而用于减肥的处方药被当成了保健品。接下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曾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