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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高新区刑警队的队长陈娟，这是我的同事何卫东，我们目前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要负责人，一方面想了解一下赵星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想问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吗？”陈娟说。
这时欧阳琴说道：“其实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我刚才只说了一种方法，就是尽量让患者淡忘此事。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方法，跟第一种方法的治疗手段恰好相反，但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六点钟，诊断室的门终于打开，欧阳琴和赵星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坐在对面休息室的苏静和陈娟等人一起上前询问结果，欧阳琴说：“这样，请两位家属到办公室来，我跟你们聊一下孩子的情况。”她望向陈娟和何卫东，问：“你们两位是？”
“什么方法？”苏静问。
五点左右，陈娟和何卫东来到这家医院，在休息室见到了苏静及家人。这时赵星进入心理诊断室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还没有出来。体检报告倒是提前出来了，身体机能和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现在就等着心理检测结果了。
“我说一个案例吧：一对老夫妇的女儿是空姐，结果发生空难，女儿乘坐的飞机坠毁了。这件事给了老夫妇非常大的打击，自此之后，他们只要看到空中飞行的飞机，甚至听到飞机起飞降落的声音，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甚至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搬到一个永远看不到飞机，也听不到飞机声音的偏僻小山村去生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从此以后躲避飞机，一直对飞机心生恐惧，显然不是解决他们心理障碍的办法。所以心理医生最后采取的方法是，通过心理疏导，让他们循序渐进地接触飞机，从图片和模型开始，再每天到机场附近去看飞机起落，慢慢克服对飞机的恐惧感。最后经过治疗，这对老夫妇不再惧怕飞机，甚至还敢乘坐飞机了。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比永远躲避飞机更好呢？”
于是苏静和公公婆婆坐在窗明几净、有沙发和茶几的VIP休息室等候，这里提供免费的咖啡、果汁和茶饮。等候期间，苏静接到了陈娟打来的两次电话，都是表示关心，并询问赵星是否检查完毕。苏静说身体检查结束了，但心理测试耗费的时间会比较长。
苏静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可以让赵星直面此事，真正地克服对这件事的恐惧，而不是选择遗忘和逃避？”
蒋岚带着赵星在心理科的诊断室见到了欧阳琴，两人寒暄了几句，欧阳琴又面色和蔼地跟赵星打了招呼，之后让蒋岚及家人在VIP休息室等待，她和赵星单独交流，并告诉蒋岚他们，要做的测试有好几样，可能会耽搁比较久的时间，需要他们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