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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的上身和腹部不堪重负，祈求暂时的“宽恕”。于是我们来到室外，在吉尔家后面的山上跑上跑下。吉尔山。爆发力和速度。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一直跑，直到我的思想乞求我的身体停下来，但我会忽略我思想的请求，继续再跑一段。
我也很喜欢澳大利亚人，他们似乎也喜欢我，即使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现在的我，秃秃的头上扎着大花头巾，留着山羊胡子，戴着耳环——我已获得了新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评论我的新形象，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支持我的球迷们有些不知所措，反对我的球迷们则获得了一个讨厌我的新理由。我读到以及听到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海盗笑话——我从来不知道会有如此多的海盗笑话——但我毫不介意。我心想，当我将奖杯高高举起时，所有的人都得面对这个海盗，进而接受这个海盗。
当黄昏时分我小心翼翼地钻进车里时，我通常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开车回家。有时我连试都懒得试。如果我连转动钥匙发动引擎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会回到健身房里，蜷缩在吉尔的一条长凳上，酣然入梦。
而我比赛时感觉也同样如此。在1995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我像绿巨人一样驰骋在赛场上。我未丢一盘便杀入决赛，像极了一场闪电战，只是未俘一兵一卒。这是我第一次在澳大利亚比赛，我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来到这里。我喜欢这里的赛场，还有这里的高温。在拉斯维加斯长大的我对高温有着与其他选手不同的感觉，而澳网公开赛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就像在与罗兰·加洛斯比赛后雪茄烟味道会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一样，在你离开墨尔本后的数周里，那种仿佛在巨大的砖窑里比赛的模糊记忆仍会一直伴随着你。
在与吉尔共同度过在这个迷你新兵训练营的日子后，我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我已经把我的旧身躯折价卖出，升级为最新的。不过还有提升的空间，我可以改善我在健身房之外的饮食结构，但吉尔不会苛求我改掉一些小毛病。他当然不喜欢当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吃饭的方式——我会吃墨西哥塔克钟肉卷、汉堡王等，但他说我偶尔也需要吃一些安慰食品。我的精神比我的背还要脆弱，他不想使我过度紧张。而且，一个人需要有一两样坏习惯。
现在，这场骗局正像干草一样堆在波姬的地板上。摆脱了它们，我感觉极佳。我感觉我变得真实了，我觉得我获得了自由。
吉尔自身便是一个矛盾体，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可以一边给我上营养课，一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地抿着奶昔。他不会把奶昔从我手里抢走，相反，他可能也会喝上一小口。我喜欢矛盾的人，这对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吉尔并不像监工，这一点我很满足。我的监工已经足够多了，多到完全可以监督我的一生。吉尔理解我，溺爱我，而且有时——只是有时——纵容我吃垃圾食品的喜好，或许是因为他会与我分享。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穿梭在满地的空酒瓶之间的时候，我的内心十分愉悦，我觉得我真应该好好地谢谢波姬。“你是对的。”我对她说。我的假发对我来说是一种枷锁，而我自己那些已经长得有些滑稽的、被染成三种颜色的头发，也是一种使我倍感压抑的重负。头发这件事似乎无足轻重，但头发已经成为我公共形象和自我形象的症结所在，它是一场骗局。
在印第安韦尔斯，我再次与皮特狭路相逢。如果我能战胜他，我离排名榜的最高点就仅有一步之遥了。我的体能处于绝佳状态，但我们的这场比赛打得马马虎虎，充满了不必要的失误。我们两个都无法完全专注于比赛。皮特仍在为他的教练苦恼，而我则在为我的父亲担心——他几天后将接受心脏直视手术。这次，皮特最终战胜了他烦乱的思绪，而我则让我的这种思绪肆意泛滥。我以三盘输掉了这场比赛。
我走到镜子前，看到了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变了样，镜子里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了。但，说真的，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呢？也许做眼前这个人，我会过得更加轻松。在与布拉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竭尽所能修正我脑子里的东西，但却从未想到要修理我头上之物。我微笑地看着我的新模样，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
比赛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发现我的父亲全身都插着长长的管子，我不禁回想起我童年时用过的那台发球机。你战胜不了“大龙”的。母亲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说：“他昨天看你比赛了，他看着你输给了皮特。”
大概11分钟后，马修拿掉了围在我身上的围布，叫道：“成啦！”
对不起，爸爸。
在马修的剪刀下，我的头发不断地变短、变短、变短，我意识到自己真应该听 J.P.的话—— J.P.指的路什么时候错过？随着一撮又一撮的头发落在地上，我感觉我身体的一部分也随之飘落。
他躺在床上，靠药物维持着，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他的眼睛睁着，眼皮在颤抖。他看到我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我靠近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