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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轮中，我直落三盘，击败了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斯托皮尼。我打得不错，这使我心存希望地进入了第三轮，与纳达尔展开了较量。他是一个野兽，一个怪物，天生的力量之躯，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击球既如此有力又如此优美的选手。但我觉得——一种因胜利而产生的妄想——我也许能够取得胜利。我自认为有机会。我以6:7输掉了第一局，但我却从如此接近的比分中获得了希望。
美网官员让我在回更衣室之前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几句话。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戴着杰登为我制作的项链——一条由字母积木穿成的链子，所有的字母拼出来就是“爸爸加油”（Daddy Rocks），我和来自塞尔维亚的鲍里斯·帕山斯基开始了第一轮的较量。当我踏上温布尔登的赛场时，掌声雷动，而且经久不息。在第一个发球局，我甚至看不清球场，因为我的双眼已经满含泪水。打这场比赛时，尽管我觉得自己像是盔甲在身，尽管我的背部无法松弛，但我坚持着，忍耐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很多年前就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但这一次，我还是语塞了片刻，才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也不能就此向施特芬妮作出解释，但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她什么都知道。在临近温网的那些日子里、那段时间中，她凝视我的双眼，轻拍我的脸颊。她与我谈论我的职业生涯，并谈论她的职业生涯。她对我讲述了她的最后一次温网之旅，她当时不知道那将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温网。她说这种方式更好，你知道自己行将告别，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
记分板显示我今天输了，但记分板并没有显示出我找到的是什么。在过去21年中，我找到了忠诚：你们不但在球场上，也在生活中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我找到了动力：你们驱使着我走向成功，甚至有时是在我最低潮的时刻。我也找到了慷慨：你们无私地将肩膀借与我。站在你们的肩膀上，我奋力去追求我的梦想——那些如果没有你们，我甚至都无法触及的梦想。在过去的21年中我找到了你们，我将带着你们和对你们的记忆度过余生。
不过，在2006年的初夏，尽管 J.P.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不能将这一点解释给记者听。即使我能，全英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也不是合适之地。
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对他们的最高评价。我已把他们比作吉尔了。
现在人们看到的我，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我的第一个形态，第一个化身。我没有改变我的形象，而是发现了它；我没有改变我的思维，而是打开了它。在J.P.的启发下，我有了这种想法。他说人们被我变化了的外表、穿着和头发愚弄了，误以为我知道自己是谁。人们将我的自我探索视为自我表达。他说我名字的首字母是 AKA <sup><a id="noteref_1" href="#footnote_1">[1]</a></sup>，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之多一闪即逝的身份的人来说，颇富象征意味，同时也令人震惊。
更衣室里一片死寂。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当你输掉比赛时，每个更衣室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你走进门，身后的门大开着，因为你推门的力气远远超过了所需的力气，你总是会看到那些家伙正从电视机前散开。正是在电视机前，他们看着你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又总是装出一副没看电视、没有议论你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围在电视机前。没有人动弹。没有人假装什么。然后，慢慢地，每个人都朝我走来。他们同赛会医生、赛事工作人员和詹姆斯一起鼓掌致意并吹起了口哨。
几名体育记者提起了我的“蜕变”过程，这个词使我烦恼不已。我认为这个词用错了。蜕变是指从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但我一开始却什么也不是。我没有蜕变，我只是逐渐成形了。当我闯入网球这一领域时，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想听年纪比我大的人的话，于是我进行反抗。据我看来，年纪较大的人在对待年纪较轻的人时总是会犯同一个错误，即他们在后者事实上仍处于雕琢过程中时，就把后者视为成品了，这就像在一场比赛尚未结束之时就对该场比赛作出判断一样。我无数次后来居上，也曾使无数对手在劣势中咆哮着对抗我。想想吧。
只有一个人冷冷地站在一旁，拒绝为我鼓掌喝彩。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他。他靠在远处的一面墙上，脸上毫无表情，双臂交叉紧紧抱在胸前。
但资深网球评论员、网球史学者以及拉沃尔自传的联合作者巴德·柯林斯却这样总结了我的网球生涯：从朋克（Punk）到完人（Paragon）。我对此并不赞同。在我看来，巴德为了押头韵而牺牲了真相。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朋克青年，现在也远非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