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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坐了起来，满脸怒容地瞪着我们，仿佛在说：你们把我吵醒了。
“所有的？”
我们几乎碾到了一头睡在路中央的狮子。
“所有的，尤其是佩里。”
“怎么了？”
我知道她最近和佩里产生了争执，佩里放弃了《出乎意料的苏珊》中制片人一职。我知道她为我在这场争执中没有自动站在她这一边而大为恼火，但我不知道她已准备把我团队中的其他所有人都“勾销”掉了。
一天早上，我们把车开进了灌木丛深处，这时吉普车颤动了一下，突然转了向，我们冲向了右方。
她站在镜子前，转过身说：“安德烈，我认为你就像荆棘丛中的一株玫瑰。”
他比黑斑羚更了解这里的风景。他站在某处，朝着树挥挥手，无数只小猴子就会像接到了信号一样，像秋天的树叶般落在地上。
“一株玫瑰？”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射手。射手的名字叫约翰逊，我们非常喜欢他，他就是我们的非洲吉尔。他为我们站岗放哨。他知道我们喜欢他，所以他的微笑中常常流露出身为神枪手的那种自豪感。
“一株单纯的玫瑰，被一群正试图吸干你的血的人所环绕着。”
暴风雨过后，我们钻回螺旋桨飞机，最终降落在了一个禁猎区。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在此地游览。每个清晨天未亮我们就会钻进一辆吉普车，然后开啊，开啊，随意停在某处。我们坐在车里，发动机空转着，周围一片漆黑。大概是20分钟后吧，曙光渐显，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停在雾气缭绕的巨大沼泽的岸边，被数十种动物环绕着。我们看到了数百只黑斑羚，还有至少75只斑马；我们看到数十只有两层楼那么高的长颈鹿在我们的周围跳来跳去，在树丛中轻快地穿梭，啃着最高的树枝上的树叶，发出一种咯吱咯吱嚼芹菜的声音。眼前的情景仿佛在对我说：所有这些动物身处危险的世界，却在每一天开始时都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平静，毫无怨言地等待命运的赐予——你为什么不能呢？
“我并没有那么单纯，而自从我孩提时代起，那些荆棘就开始帮助我了。那些荆棘拯救了我的生命。”
由于遭遇了暴风雨，我们不得不临时着陆，躲在茫茫蛮荒中的一间稻草顶的小屋里。屋外雷声隆隆，成百上千的动物奔跑着寻找庇身之地的声音不绝于耳。朝窗外望去，大草原广袤无垠，天边乌云翻滚，J.P.和我一致认为这就是“那些时刻”。我们两个都在读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虽然这是一部自传，但我们却在其中感受到了海明威小说式的英雄情怀。我想到了曼德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无论你到达生命中的哪一站，前方总有更长的征途。”我想到了《不可征服》中的一句诗：“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这是曼德拉最爱的一句诗，在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征程已被阻断的时刻，这句诗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
“他们使你裹足不前。他们阻止你成长，阻止你发展。你一直在原地踏步，安德烈。”
J.P.和我一样也非常崇敬曼德拉，于是我邀请他同我们一起前往南非，并要求他带上他的妻子琼尼，波姬和我都非常喜欢她。我们四人首先飞到南美，然后搭乘另一架飞机飞往约翰内斯堡。到达约翰内斯堡后，我们登上了一架破旧的螺旋桨飞机，前往非洲内陆。
佩里和我决定在西拉斯维加斯最混乱的街区建立我们的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建在这里能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我们苦苦搜寻合适的校址，试图找到一块正在出售中、价格适中并能允许校园不断发展扩大的土地。经过数月的搜寻，我们终于在城市荒地的中心找到了一块占地8英亩、符合我们所有要求的土地。它位于拉斯维加斯的旧址所在地，一片早期开拓者最先到达、后来却被他们抛弃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边远居民点，周围全都是要被拆毁的当铺和住宅。我喜欢把我们的学校建在一块有着被遗弃的历史的土地上——又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见证我们所预想的将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的那种改变呢？
她立即开始为她的非洲之旅采购全套服装。
数十位政治家及社区领导都出席了学校的动工仪式。记者、电视摄像机、讲话。我们把金铲插进满是垃圾的土中，铲起了第一锹土。我环顾四周，我甚至能听到未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的笑声、嬉戏声还有问问题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众多的生命跨越了这一点，并从这一点踏上了新的征程。想到那些将在这里形成的梦想，那些将在这里得到重塑或拯救的生命，我眩晕了。我一直在想几年后，以及在我去世数十年后这里行将发生的事，我想得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完全没有听清那些讲话的内容。未来的声音淹没了现在的声音。
我兴奋地将此事告诉了波姬，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如此高兴了。波姬感受到了我的喜悦并因此也高兴起来，她想和我一起去。这场赛事的地点距1993年她拍摄非洲电影的地方不远，就是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她第一次和我传真联系，如果乘飞机的话一会儿就能到。
然后有人打断了我的冥想——他叫我站起来拍一张合照。闪光灯一闪，快乐的一刻，但也是令人心生畏惧的一刻。我们前方的路依然漫长，无论是使学校最终落成，还是使其获得官方认可和足够的资金，我们都有一场艰苦的战斗要打。如果不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成长了，如果我没有为重新点燃自己的网球事业而奋力拼搏，如果没有为重获健康和平衡而努力斗争，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有勇气坚持下去。
我不禁握紧了话筒。我已经崇拜曼德拉好多年了，他的斗争、他的牢狱之灾、他奇迹般的获释经历以及他壮丽的政治生涯无不让我对他充满了敬畏之情。想到能够与他见面，与他交谈，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有人问我波姬在哪里，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参加这次动工仪式。我告诉了他们实情：我不知道。
“他已经确认了这一点：他将到场。”
新年前夜，1998年的尾声。按惯例，波姬和我又举办了迎新派对。无论我们已变得多么生疏，她坚决要求我们在假期中不要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现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就仿佛我们是演员，而我们的客人们是观众一样；而且，即使当观众们不在的时候，她也会继续演，而我则尽力配合。从我们的客人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就装出很幸福的样子，这大概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彩排吧。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继续假装着。这俨然成了一个表演派对？
“你在开玩笑吧？”
今晚的观众中，波姬的朋友和家人占了大多数，其中包括波姬新养的一条名叫萨姆的白色斗牛犬。它朝我的朋友们吼叫着，就仿佛它知道波姬对我所有朋友的看法似的。
加里不久又给我打了电话。“好消息，”他说，“你会见到他的！”
J.P.和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注视着那条狗，它正躺在波姬的脚边，也盯着我们看。
“只要他有可能出现，即使那种概率微乎其微，我也会参加的。”
“如果那条狗蹲在这里，”J.P.说，“那就酷极了。”他指指我脚边。
“我们不知道曼德拉是否会到场。”他说。
我笑了笑。
当佩里和我正为学校选址时，我接到了加里·穆勒的电话。穆勒来自南非，过去曾参加过网球巡回赛，也曾担任过教练。他正在开普敦组织一场网球赛，为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筹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
“不，真的。那不是一条‘酷’狗，那不是你的狗。这不是你的家，这不是你的生活。”
我自己将投入数百万美元来创办这所学校，但我们还需要筹集更多的款项。我们将发行4000万美元的债券，然后利用，或者说压上我的名声偿还这笔欠款。我的名气终于有所价值了。我在派对上认识的和通过波姬认识的所有名人——我将请求他们为这所学校奉献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才能，探望这些孩子，并在每年我们称之为“孩子们的大满贯”的筹款会上表演。
“……”
我不能相信人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60分钟》的一则报道导致我被父亲送走，从而使我痛彻心扉，而现在《60分钟》的另一则报道则为我点亮了回家的路，为我描绘出了找寻生命意义和使命的图谱。佩里和我决意要建成美国最好的特许学校。当你设定极高的标准并投入大量资金时，你会取得什么成果呢？我们决意要向全世界展示这一点。我们握手为誓。
“安德烈，这张椅子上有红花。”
因此在1997年，我和佩里又聚在一起，并想到了把教育因素糅合到我们的慈善工作中。然后我们决定要把教育作为我们的工作。但是怎样做呢？我们想到了开办一所私立学校，但各种繁杂的手续和经济上的障碍太大了。我偶然在《60分钟》上看到了一则关于特许学校的报道，看完后，我心里就萌生出了一个主意。特许学校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一部分来自私人，这种学校面临的挑战是筹集资金，优点则在于其完全的自主性。开办一所特许学校，我们能够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做事情，可以放手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而如果这些与众不同之处起作用了，它就可以像星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而我们的特许学校也会成为全美国特许学校的一个成功范例，从而可以改变我们对教育的看法。
我呆呆地看着他坐的那张椅子，就仿佛头一次看见它一样。
斯坦说：“你得想出一种能够占据他们更多时间的法子，否则的话，即使前进一步，也会后退两步。你真的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吗？你想要产生持久的影响？你需要他们更多的时间。事实上，你需要他们全部的时间。”
“安德烈，红花，红花。”
一天，我和斯坦坐在娱乐中心，斯坦负责管理男孩和女孩俱乐部。我问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的生活有更大的改变？”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前去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时，波姬皱着眉噔噔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她对我重返网坛的努力感到不悦。鉴于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她不大可能对我的起程闷闷不乐，所以我只能猜想她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肯定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么想。
我在新的男孩和女孩俱乐部度过了许多轻松愉快的时光。我与孩子们见面，听他们的故事。我把他们带到网球场，教他们正确的握拍方法，然后我看到他们眼里竟然闪着光，因为以前他们从没有握过球拍。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计算机房里。由于上网在孩子们中很流行，而资源却有限，所以他们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学习意志如此坚定，让我十分震惊，也心痛不已。其他时候，我就待在男孩和女孩俱乐部的娱乐中心里，和孩子们打乒乓球。我每次走进这里都会想到波利泰尼学校的娱乐中心。在我到达波利泰尼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那里，我背靠着墙，心中充满了恐惧。那一段记忆使我有一种想要收养进入我视野的每一个惊恐不安的孩子的冲动。
我和她吻别。她祝我好运。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身处险境中的孩子们。成人们总是可以寻求帮助，但孩子们没有发言权，力量薄弱，因此我的基金会的首个项目就是为正处于法庭保护性监护、受到虐待或未被妥善照管的孩子建立一个庇护中心。庇护中心拥有一处为从医学意义上讲比较脆弱的孩子们准备的单幢住宅和一所临时的学校。我们接下来将启动一个每年为3000个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提供衣服的项目，然后我们会为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提供一系列奖学金，然后是男孩和女孩俱乐部。我的基金会买下了一栋面积为2200平方英尺的破旧不堪的建筑，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面积达2.5万平方英尺的活动中心，内有一间计算机房、一个自助餐厅、一座图书馆以及几个网球场，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在落成典礼上致辞。
我进入了十六强。在我进行这场比赛前，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在此期间我只有一次中断了训练——我去与佩里会面，同他商量我的慈善基金会成立的事宜。15年前，当我们还是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嘴里常常塞满冰激凌三明治的少年时，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想要在我们的人生达到一定高度并趋于平稳的状态下回馈社会，现在我们终于达到了这种状态。我已经与耐克达成了一项长期代言协议，在未来的10年我将获得数千万美金的报酬。我已经为父母买了一座房子，已经能照顾到我的团队中的每个人。现在，我在经济上有能力拓宽视野，在1997年，尽管我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或者说正是因为我处于人生最低谷，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准备就绪。
“这很难。”她说。
我们会谈话，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谈。
“什么？”
当然，我也没问她关于《出乎意料的苏珊》的事情。
“我们，这个。”
在赛前的热身活动中，我意识到我离波姬拍摄《出乎意料的苏珊》（佩里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的摄影棚只有4分钟的车程。这部电视剧非常成功，广受欢迎，所以波姬现在很忙，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而且，奇怪的是，她现在也不会在赛场现身，然后观看几分钟的比赛了。当我回家时，她甚至问都不问我关于比赛的事。
“是的，是很难。”
比赛贯穿感恩节周末，我在感恩节那天打入了第三轮。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在家吃火鸡，而是混战在伯班克的公园中，排名也比两年前感恩节时的排名低了120位。与此同时，戴维斯杯正在哥德堡进行，张德培和桑普拉斯正与瑞典队对决。我没有出现在那里，这很令人伤感，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我不属于那里。我属于这里——球场边这棵荒唐可笑的树下。除非我接受我应该置身此地这一点，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再属于那里。
“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么遥远。”她说。
在拉斯维加斯参加比赛一周后，我在伯班克参加了另一场挑战赛，赛场是在一个公园。中央球场一侧有一棵大树，投下的阴影足足有20英尺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成千上万个球场打过比赛，这一个是最蹩脚的。我能听到远方孩子们玩儿童足球和躲球游戏的声音和汽车的噪音。
“澳大利亚很远。”
每一次击球，你都要根据一定的经验做出猜测，而现在我似乎已经验全无。我就像青少年选手一样生疏。我用了22年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天赋，赢得了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头衔，而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将其丧失殆尽。
“不是，即使我们共处一室……距离。”
布拉德并没有气馁。“一些技巧需要重新学习，”他说，“比如，击球时机的选择。你需要控制那块肌肉，当比赛进行到激烈时刻，网球选手就是用那块肌肉判定何时击球是正确的。你要记住，你是否完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击并不重要，记住了吗？如果时机不对，就是糟糕的一击。”
我心里想：你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糟糕，那怎么会没有距离呢？
布拉德和我有同感，他一点儿都不认为参加挑战赛有什么丢脸的。他现在精力充沛，跃跃欲试，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他为这些挑战赛兴奋不已，满怀激情地训练我，仿佛我们参加的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他从不怀疑这是回归世界第一的漫漫征程的第一步。像往常一样，他的信念立即就受到了考验。现在的我只是旧有自我的一个翻版。我的腿和胳膊可能正在变得强健，但我的精神却依然孱弱。我进入了决赛，然而随后我的精神却疲惫了，在压力面前、在陌生感面前、在看台上观众的嘲弄面前动摇了。我输了。
我却说：“我知道。”
我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41位，这是我在成年后的最差名次，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会沦落至此。体育记者说我已经彻底被击败了。他们喜欢这样说，但他们大错特错了。当我在酒店与布拉德交谈时，我确实彻底被击败了；当我和斯利姆一起吸毒时，我确实被彻底击败了。而现在，我很乐于在这里。
“等你回家后，我们得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