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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运动场。球迷们在四周徘徊。我为几个人签了名，然后就闪进了一个小门里，走过一个长长的通道进入了更衣室。吉尔走过去和保安协商，他通常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去场地练习和回来的确切时间。达伦和我放下包，直接朝训练室走去。我趴在桌子上，让第一个赛会医生来帮我按摩背部。达伦迅速走了出去，5分钟后，他拿着8把新穿了线的网球拍回来了，然后把它们放在了我的包上。他知道我希望亲自把它们放进包里。
“不是，我要问的是几点了，是不是7点半了？还是8点了？”我要知道确切的时间，现在我突然感觉这个对我很重要，但是这里却没有时钟。
“嗯。”
达伦和我面对面站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着。
“是的，他跑动很迅速，但是当他处于防守状态时，他就会不舒服。他处于进攻时的跑动状态比防守时表现得要好。”
“老兄，”他说，“你已经做足准备工作了。你已经准备好了。”
“他跑动迅速吗？”
我点了点头。
“至于他的反手击球，他无法轻易地打出直线球，也就不会那么快地扣动扳机。所以如果你发现他一直在用反手打直线球的话，那么就一定意味着你没能在你们的对打中释放足够的力量。”
他伸出拳头要跟我的撞一下。只撞一下，因为我这周早些时候赢得第一轮比赛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都很迷信，所以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就要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我盯着达伦的拳头，跟他结实地撞了一下，但是却自始至终都不敢抬眼看他。我知道达伦的眼中盈满了泪水，也明白那样的神情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知道了。”
上场前的最后一件事：我系牢鞋带，用绷带包扎好手腕。自从1993年受伤以后，我总是用绷带包扎手腕。我绑紧了鞋带。
“老兄，”达伦说，“我觉得如果你在对打中太保守的话，那个家伙就会伺机而动，用他的正手重击你。”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我问达伦对巴格达蒂斯的看法。今天晚上我要展现何种程度的进攻性？网球就是对不同程度的进攻性的演绎。你要展现出足够的进攻性以掌握分数，但也不能攻击得过了头，以至于牺牲了控制权，将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当中。我关于巴格达蒂斯的问题是：他会如何打击我？如果我以反手斜线球来发球，有的运动员会很有耐心，有的则会立即做出反应，或是回击一记大力直线球，或是直接杀到网前。因为除了那场练习赛之外，我从来都没有跟巴格达蒂斯对打过，我想要知道他对保守的打法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是会冲向前，放弃运用常规的斜线球打法，还是会守在底线等待时机？
但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紧张是一种很可笑的情绪。有些时候它会使你不得不跑到洗手间，有些时候它让你感到怒火中烧，还有些时候它又会让你开怀大笑，并有一种想要去战斗的渴望。在你驾车驶往赛场前，第一要务是要确定你是哪种紧张。弄明白你是哪种紧张，破译其中所蕴涵的有关你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密码，是控制它并让它为你服务的第一步。这是我跟吉尔学到的成千上万条经验中的一条。
“阿加西先生，该上场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这一刻，我忘记了紧张。
“我准备好了。”
我说，我们也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啊。
我走进通道，巴格达蒂斯在我前面两三米远的地方，詹姆斯还是在前面领路。在我四周充斥着嗡嗡的声音，并且越来越响。这个通道就像冷藏室一样冷。我对这个地方就像对家里的前厅一样熟悉，但是今晚，我仍然感到这里似乎比平时的气温低了50华氏度（约10摄氏度），这段短短的路程似乎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长。我看了看四周，两旁的图片很熟悉，是历届冠军们的照片：纳芙拉蒂诺娃、伦德尔、麦肯罗、施特芬妮和我。这些图片有3英尺高，整齐地排列着，就像郊区绿化带里的树一样。我默默告诉自己：别再注意这些细枝末节了，是该限制思绪的时候了，就像这条通道限制你的视线一样。
然后，他看向我，等待着。
安保负责人喊道：“好的，上场！”
假装还有剩下的东西可供我们获取……
我们迈开了步子。
只想要体验假装的感觉，
经过细心的安排，在我们朝着光明前进的时候，巴格达蒂斯跟我一直保持着三步远的距离。突然，另外一道光，一道令人眩晕的缥缈的光束照了过来，直直地射在我的脸上——是媒体的摄影机灯。一个记者问巴格达蒂斯感觉怎么样，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
在车里，吉尔坐在前排。他穿得很入时，黑衬衫、黑领带、黑夹克，并时不时用后视镜检查自己的发型——每次比赛他都打扮得像是要去相亲或是要去大出风头似的。我和教练达伦坐在后排。达伦是澳大利亚人，有着一身好莱坞明星似的棕色皮肤，总是带着像是中了彩票似的微笑。有几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吉尔哼出了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一首罗伊·克拉克的老歌，他深沉的男低音在车里飘荡：
现在摄影机移到了我的面前，记者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施特芬妮只是给了我一个吻，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场比赛了，”记者说，“对此你有什么感觉？”
“狠狠地打他们！”杰姬也学着哥哥说。
我回答了他，但是却完全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凭着多年的经验，我感觉到我说了他想要我说的话，也就是我应该说的话。然后，我继续毫无知觉，像个木偶般走下去。
杰登喊：“爸爸，狠狠地打他们！”
当我们接近场地入口时，气温骤然升高了。那些嗡嗡的声响振聋发聩。巴格达蒂斯首先进场。他知道我退役的消息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今晚他打算扮演恶人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我让他先走，让他去听嗡嗡的响声变成欢呼呐喊的声音。我要让他以为这些观众是为了我们两人欢呼的。然后我走了出去——现在的欢呼声是先前的三倍。巴格达蒂斯转过身，意识到先前的那次欢呼是给他的，这次欢呼才是为我的，而且只为我，这就迫使他要调整他的期待，并重新考虑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出一球，我就已经在心理上给了对手重重的一击。这是一个职业诀窍，一个老手的诀窍。
施特芬妮将孩子们聚到门口，告诉他们爸爸要出发了。“你们有什么要对爸爸说的，孩子们？”
当我们走向自己的座位时，观众的欢呼声越来越响，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响亮，甚至几乎比我在纽约听过的任何欢呼声都要响亮。我闭着眼，接受欢呼声的洗礼。他们爱这个瞬间，爱网球，我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了我的秘密会作何感想。我盯着赛场。那里通常是我生活中最不寻常的一部分，而今在所有的混乱中，赛场却成了唯一处于常态的空间。赛场通常是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的地方，但今天，从这个瞬间开始，我却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庇护所。
现在每个人都在说“开始了”，但是吉尔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说，而且没有人能说出他那样的感觉。当吉尔说“开始了”，我感到自己的助推器被点燃了，我的肾上腺素像锅炉里的热水一样汩汩涌动。我感觉自己可以将一辆小汽车举过头顶。
我轻而易举赢了第一盘，比分是6:4。球严格遵守着我的每一个指令，我的后背也是。我感觉周身暖烘烘的，很舒服。可的松和肾上腺素一起发挥作用了。我又赢了第二盘，还是6:4。我似乎看到了终点线。
他说：“你准备好了吗？大干一场的时刻到了。时间到了，安德烈。开始了。”
到第三盘的时候，我开始感觉累了，我的身体不再听我的指令。同时，巴格达蒂斯改变了打法。他决定铤而走险，背水一战，那是比可的松更加有力的强心剂——他开始采取冒险的打法，而且每一次冒险都奏效了。球开始拒绝听我的命令，而成了他的同谋。他准确把握击球线路，这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我能看到他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绝望已经演变成了自信，不，是怒火。这个时候他不再崇拜我。事实上他恨我，我恨他，我们冷笑着，咆哮着，试图从对方手里攫取对整个局面的控制权。观众们助长了我们的怒火，每一球落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尖叫声和跺脚声。现在他们更为用力地鼓着掌，那声音听起来是原始的、野蛮的。
5点的时候，吉尔从酒店大堂打来电话。
第三盘他赢了，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