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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得是耐克鞋，我补充道——因为我的代言合同。
“请大家各就各位！”
后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手中挥舞着他的鞋子。他很高兴把鞋借给我，他说。布拉德走上看台把鞋拿给了我。虽然这个男人的鞋是9码的，我还是把脚硬挤进了他的鞋里，就像翻版灰姑娘那样，只不过这个灰姑娘有些愚笨而已。穿上鞋后，我重新开始了比赛。
在他们为第二次拍摄做准备时，佩里给了波姬许多建议。他对表演一无所知，但波姬现在如此地不自信，任何人的建议她都会留意。她一边听，一边点头。他们就站在我的正下方，佩里正对波姬的表演大发议论，不知情的人看到他那副高谈阔论的样子，肯定会误以为他是这个电影棚的头头。
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导演也肯定了波姬的表演。听着他的称赞，波姬不停地点头。“谢谢你，”她说，“但我可以做得更好。”她想再演一次，她想要另一次机会。“好的。”导演说。
这不可能是我的生活。
有人喊了一声：“安静！”然后另一个人喊道：“开拍！”波姬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开始敲那扇假门。门打开后，波姬说了她的第一句台词，观众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欢呼声。导演喊道：“停！”坐在我后面几排的一个女人喊道：“波姬，你演得太棒了！”
我正在打一场捍卫世界第一排名的比赛，却穿着一只从斯图加特一位陌生人手中借来的鞋。我回想起当我们还是孩子时，父亲用网球修补我们的鞋，而这次我感到更尴尬、更荒唐。情感上，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在想我为什么不就此罢手，走出球场，离开。是什么使我还在继续？我是如何做到选择击发球时机，如何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又是如何破了对方发球局的？我的精神已经飘离了赛场。我现在已经云游到大山中，租了一个滑雪小屋，吃着自己做的煎蛋饼，呼吸着充满森林与雪的气息的空气，惬意地休息呢。
我们走到片场——一个配有二手家具的紫色公寓。当一大群人来回摆弄着灯光、导演和剧本创作者交流意见时，我们站在周围，消磨着时间。一个人正在讲笑话，试图借此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我在前排找了个靠近假门的位子坐下，拍戏时波姬会从这扇假门进来。观众们嗡嗡地说个不停，演职人员也是。空气中的期待氛围越来越强烈，我则不停地打着哈欠。我想到了被强拉着观看《油脂》的皮特，此时的我感同身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百老汇如此尊崇，却对这一切如此鄙视。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我就退役；如果我输了这场比赛，我也退役。
谢天谢地，波姬被叫到了她的拖车，我和佩里跟着她进入了拖车。拖车里，一组人员为她梳理头发，另一组则负责她的化妆和服装，我和佩里就默默地坐在一边。我注意到波姬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是如此高兴，如此亢奋，就像一个正在为自己甜蜜的16岁生日聚会精心打扮的小女孩一样。而我却如此心不在焉，我觉得我已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我说着得体的话，我保持微笑，我说着鼓励的话，但在内心深处，我感觉某种类似心门的东西已经关闭了。我不知道当我在比赛前神情紧张时，当我在输掉比赛后悲伤抑郁时，波姬是否与我有同感。我装作饶有兴趣，我的回答千篇一律，并且从根本上来讲，我缺乏兴趣——我也经常让她变成这样吗？
我输了。
我想向佩里求助，但他同波姬一样，对这些明星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兴趣。事实上，他表现得较为自然。他与演员们大谈娱乐业，不时提到业内人士的名字，装出一副内行人的样子。
我并没有退役。我做的事情与退役恰好相反：我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前去参加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澳网还有几天就要开赛了，我是卫冕冠军，但我却一点儿不在状态。我看起来一副要发疯的样子，两眼布满了血丝，面容憔悴。空乘员应该把我踢出去，我自己差点儿就把自己踢出去。布拉德和我登上飞机后刚刚过去几分钟，我就差一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跑掉。布拉德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便抓住我的胳膊。
朋友？他们刚才真的问我这个问题了吗？他们这样问是因为他们是“老友”吗？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皮特和我应该算是朋友。
“别这样，”他说，“放松。你不会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好事情呢。”
“你们是朋友吗？”
我吞下了一粒安眠药，又喝了一瓶伏特加。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飞机已经抵达墨尔本，正在着陆。布拉德载着我来到了科莫酒店，我此时昏昏沉沉，脑袋里就是一堆糨糊。一个年轻侍者把我带到了我的房间。房间中央摆放着一架钢琴，钢琴旁边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楼梯的木台阶闪着光泽。随手轻敲了几个琴键后，我摇摇晃晃地踏上了台阶，想上楼睡觉，但却踏空了，膝盖撞到了楼梯扶手尖锐的金属边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跌下了楼梯，血流得到处都是。
“嗯，是的。”
我给吉尔打了电话，他两分钟后就赶来了。他说我撞到了膝盖骨。“不妙的裂口，”他说，“不妙的淤伤。”他为我包扎了伤口，然后把我扶到了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关了禁闭，不让我出去练习。“我们得小心你的膝盖，”他说，“如果你的膝盖能撑过七场比赛，那就是个奇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