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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下半年，对于日本政府和日军来说是难熬的半年，但是对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来说，却更加的艰难。
无论是山西战场还是武汉战场，国民军都是节节败退，连连丧师失地。
就在三天前，中国唯一的出海口广州也被日军刚组建的第21军所攻占，至此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后一个出海口，与外界的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截断，从此将只能通过滇越公路以及滇缅公路接收外界物资。
而此时的滇缅公路还在勘测中。
而滇越公路也因为太靠近海岸，面临着随时被日军切断的危险，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中国的抗战，所以，实际上国民政府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日军彻底切断，偌大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座孤岛，一时间，投降论调开始风起云涌。
尤其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暗中煽风点火，当全国军民正在前线艰难的抗击侵略者之时，他在武汉召集海通社以及路透社的驻华记者，公开宣称停战之门仍未关闭，并大肆宣扬日本政府提出的投降三条件。
日本政府因为深感中日战争扩大之后的吃力，尽管武汉会战还没有结束，但是国家层面的策略已经事实上转向了政治诱降，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极具欺骗性的投降三条件：不要中国领土，不要赔款，两年之内撤军！
外有日本政府的百般诱降，内有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推波助澜，一时间，投降主义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很是猖獗！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就一个声音，更不可能人人都是英雄好汉。
若在和平年代，这些败类的声音构不成威胁。
比如在徐锐穿越过来前的时空，当时的中国已经事实上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可是国内也一样是汉奸投降主义大行其道，美国国内天天爆发枪击案，欧洲天天遭受巩袭，可有些跪久了的奴才就是不愿意直立做人，总是大声疾呼要西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