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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大事,就只有两件了, 日本的专使大久保利通,八月初四在总理衙门,与恭亲王、文祥等人当面展开交涉,首先就辩论“番地”的经界。
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想“证明”台湾的“生番”,不归中国管辖,恭亲王和文祥当然不能同意,就这样反复辩论,一拖拖了半个月。
第二件大事,就是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的庆典,而这一件大事,又与第一件大事有关。
恭亲王等人都知道,停止园工,慈禧太后内心不免觖望,为了让她的生日过得痛快些,应该将对日交涉,早日办结,只是这层意思,决不能透露,否则为对手窥破虚实,就可以作为要挟的把柄了。
在大久保利通,亦急于想了结交涉。因为看到中国在这一重纠纷上,已用出“狮子搏免”的力量,一方面派沈葆桢领兵入台,大修战备,不惜武力周旋;
一方面李鸿章在天津与美、法公使,接触频繁,争取外交上的助力。
原本是自己理屈的事,迁延日久,骑虎难下,真的打了起来,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不如见风使帆,早日收篷,多少有便宜可占。
因此,大久保利通,表面强硬,暗中却托出英国公使威妥玛来调停,就在这时候,沈葆桢上了一个奏折,说是“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利。??? 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
恭王与文祥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当威妥玛转述日方的条件,要求赔偿兵费三百万元时,文祥答得极其干脆:
“一个钱不给!”
调停虽然破裂,恭亲王却密奏皇帝,说交涉一定可以成功。听得这话,皇帝乐得将此事置之度外,巡视三海,巡幸南苑,驻跸行围,看神机营的操,看御前王大臣及乾清门侍卫较射,到九月初才回宫。
就在回宫的那一天,小贵子伺候皇帝沐浴时,发现两臂肩背等处,有许多斑点,其色淡红,艳如蔷薇,不觉失声轻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