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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国党的高压政治越来越恐怖。鲁迅这段时间要出版《二心集》，不得不删掉大量的文章，因为稍微跟政治沾边的都无法通过审查。用他的原话来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内山书店。
另一方面来自于左联内部，冒险主义带来矛盾重重，就连郁达夫都被左联逼走。鲁迅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又要安抚成员，若没有他的努力，左联这个组织早就散架了。他后来见到冯雪峰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我被他们（冒险主义者）摆布得可以。”——长征期间，鲁迅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撑左联。
上海，日租界。
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那真不是白来的。
……
鲁迅甚至对冯雪峰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来到时（指建立新中国），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他对未来的看法很明确，但依旧选择坚持斗争，因为他知道中国不变不行，而只有共党能成功的改变中国。
百代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周赫煊的两张唱片顺势推出——宣传费可以节省不少。
欧阳予倩听了这两首歌，激动地问道：“为什么不请周赫煊加入我们（左联）？他这样的爱国者应该吸纳进来！”
整个七月，周赫煊和曹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鲁迅笑道：“他不会答应的，他的想法我能理解，因为几年前我也那样想。”
能让常年互喷互怼的鲁迅和郭沫若同时赞扬，可见《雷雨》的质量有多么过硬。曹禺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享誉中日两国的剧坛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