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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至此灭亡，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刘宋）取代，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的北魏，形成更加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
二、文化背景：
司马昭为了夺取曹家天下，大开杀戒，天下名士一时减半。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司马氏集团对他还是不放心，钟会曾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