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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末至五代，杨吴政权统治江淮地域近四十年。在唐末的藩镇混战中，“高才捷足”的杨行密崛起于淮南民间，转战于长江南北，开创杨吴基业。虽然由于传统的正统观念的影响，这个雄据于江淮之间的大国被置于历史上众多旋起旋灭的小国的地位。但它的存在，与中原王朝几成南北对峙之势。使得南方诸政权并存的局势得以实现。而杨吴政权也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实现了由藩镇到王国的转型。并为以后的南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
曾经盛极一时的唐王朝走向了衰弱瓦解。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拒局面分割了帝国的土地，削减了帝国的财富。虽经宪宗朝的一度压服藩镇，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分裂的土壤。自穆宗时，由于朝廷处置失措，致使河北三镇复叛。唐王朝不可挽回的向着覆灭的命运走去。当时“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而天子只能“熟视不知所为。”
北方几无唐王朝的立锥之地，惟有淮河以南诸节镇，主要是东南各藩镇还与帝国的中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其富饶的物产，丰厚的岁供支撑着唐朝的统治。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北方已经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而南方由于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加之比较安定，开发迅速，经济地位显著提高。“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岁一熟，则旁资数道。”当时人这样议论道：“今国家王畿诸夏，水陆绵地，四面而运输，明该之大贵根本，实在江淮矣。何者？陇右，黔中，山南以还，浇瘠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矣，岭南、闽蛮之中，风俗越异，珍好继至，无不赡也，河南、河北、河东已降，甲兵长积，农原自任，又不及也。”以至于“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故明末大学者王夫之会说：“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矣。 ”
正是由于江南关乎唐王朝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央对于东南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始终是严密控制，防止任何割据的可能性。因此当唐中央在全国的统治权威急剧下降的时候。东南藩镇也依旧保持着对于朝廷的忠诚。唐王朝“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 “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 ”
但是这种局面是与唐朝中央政府的稳定所密切相关的，只有保持一个有力的中央，才能有实力控制边远的东南。但是不幸的是，黄巢之乱的爆发沉重打击了本来就已经孱弱的中枢。政府再也无法兼顾遥远的东南，一场争夺江淮的战争就此展开，而东南割据这个唐王朝的噩梦也最终成为现实。 黄巢、王仙芝起事的中心地带在黄、淮之间，其北面是拥兵自重，势力强大的河朔强藩，义军难以与其争锋。相比之下，唐政府在南方的实力较弱，因此义军转而向南发展。淮南地方武装也乘机而起。当时“群盗侵淫，剽略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由于淮南地区是唐朝漕运系统的中枢地带，能否保证运河沿岸的安全关系到了帝国政府的存亡。于是朝廷紧急“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节度使、监军亟加追捕及招怀。”同时又“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弋，防卫纲船，五日一具上供钱未平安状闻奏。”
（公元876年），王仙芝率军攻申、光、庐、寿、舒、通诸州，直逼唐东南重镇扬州。面对危急的事态唐宰相郑畋上书道“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为保卫江南财赋重地，唐政府立刻集结重兵，以防义军向南发展。期间王仙芝虽然战死于黄梅。但至乾符五年，其余部由黄巢率领转移到浙西。浙西当时辖润、常、苏、杭等州，为东南最为富庶之地，是唐王朝中央赋税所出的大户。唐政府为保此地安危，急调荆南节度使高骈为镇海节度使。 高骈为唐末名将，因军功累迁安南都护、天平军节度使、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等要职，为唐政府平定党项、安南立下赫赫功勋。号称“出无不捷”，因此受到皇帝信重。果然高骈一上任便大破黄巢，“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黄巢不得已，只能南下岭南以图发展。高骈既立大功，唐政府遂于乾符六年任命其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自此他就成为掌握江淮军、政、财大权的第一人。
只待时机成熟就会萌芽生长。黄巢在夺取岭南之后再次北上，高骈军再次“击黄巢屡捷”。唐政府于是再授予高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借机“传檄征天下兵，且广招募，得土客之兵七万” ，“威望大振”。长安朝廷的目标是借助高骈的才干阻止黄巢东趋的可能。但是高骈大权在握，野心逐渐膨胀起来，准备借黄巢以自重。从而“欲临藩镇，吞并江南”。 当时黄巢屡败，屯兵于信州，又“遇疾疫，卒徒多死”。陷入极端不利的情况之中。黄巢心生一计，“致书请降于高骈，求骈保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高骈果然中计，“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当时朝廷集结的诸路大军云集，本是可以将黄巢聚歼于此地。但是“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基于对高骈的信任同意了这一要求。黄巢见大军已散，立刻“告绝于骈。”高骈遣将击之，却不复以前神勇，大败于黄巢。于是“巢势复振”。 高骈不败的神话既已打破，其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部下虽劝言：“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为中原大患。”但高骈“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高骈虽有文武才具，但一受挫折则一蹶不振，实在不是个成大事的人。 朝廷本对高骈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完成安定东南的重任。这时见高骈不能制敌，致使黄巢度淮河北上，长驱直入唐政府腹地。于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
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学习他的祖先玄宗，仓皇出逃蜀中。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高骈正在“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这时高骈的野心已经暴露出来，淮南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的独立王国。朝廷数度要求其出兵，但他却置若罔闻。清醒过来的皇帝终于对其失望，下诏削夺其诸道行营都统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但是这种削夺并不能挽回任何损失。当朝廷违背以前严密控制的政策将地方大权交与一人之手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地方割据的开始。高骈得到朝廷诏书，愤怒怨望，竟然上书诟骂。自此遂不再受命于朝廷，停止向朝廷进献贡赋。
中和二年，唐王朝终于将黄巢之乱镇压下去，但是它只是剩下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政权的躯壳了。原本已经腐朽不堪的统治机制到这时完全崩溃。各新兴藩镇“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这些新兴藩镇势力的崛起标志着唐王朝对于全国统治的土崩瓦解。
高骈的割据江淮扼断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为唐王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但是这丧钟同时也是为他自己而鸣。他既然这样对待朝廷，其部将难免不生效尤之念。于是一场大变就酝酿于萧墙之内，肘腋之间。
杨行密，字化源，原名行愍，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小时候就成了孤儿，因此性格内向，喜欢独处。成年后的杨行密力气很大，据说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一百斤重的东西，而且日行三百里。唐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杨行密为了生存也参加了江淮的起义，后来被抓。一般情况下不是处死就是入狱，但刺史却被他很有英雄气的相貌打动了，路上放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