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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对那件事彻底地守密。片濑夫妇好像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像是已和我事先串好,只要我一供出什么,他们就会在这之前或之后几乎不差地发言作证。
不论是在调查室、监狱里,或是法庭上,与看不见的他们俩对话,是我每天的功课。今天要是自己这么说的话,他们接下来会这样说吧。他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说。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把我从孤独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而后来实际上也是照我想的一样。他们说的和我说的一致,和我的供词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我被喜悦感所包围。有时我会想,我们三人终于是一体了,而感概深切,体会到无比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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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我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四年。那是很公正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服刑。
唯一不断让我心里不安的是信太郎。他被我击中损及腰骨,不只不能走路,连站立都不行,必须一辈子在轮椅上。我好几次向律师商量,想写封信给他向他道歉。但律师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我的立场现在不写比较好,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我听说信太郎除了身体不自由以外,精神很好的时候,心情也无法开朗起来。我好几次回想着信太郎那双修长的脚。那双向我靠近时,走向雏子时,让我们开心、逗我们笑时,装着顽皮时,自由矫健行动的双足。我恨自己使那样的脚必须被固定在轮椅上。
我不断地想,现在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