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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魔的世界
在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荷兰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着魔的世界里。”
纳粹主义宣称要提倡人对国家与同胞的至爱，可是在他们提倡“对国家的爱”时，其爱国主义却变得像魔鬼一般地具有毁灭性，最后他们所得到的是和他们所追求的完全相反的结果——非但没有为国家带来荣誉，反而是带来无止境的耻辱。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在1794年的国民公会中这样说：“我们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是在和平中享受自由与平等……而恐怖统治无非就是即时的、 严厉的、不宽容的公义。”结果，他的“恐怖统治”却是可怕的不公义，连他自己都没有经过审判就被送上断头台，成了牺牲品。
“自由与平等”无疑是非常美好的，但在这里却出了可怕的 差错，使得原本髙尚的原则变得像着魔一般地疯狂，最后它所带来的，却完全相反于革命所想要追求的正义。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偶像崇拜。当我们把对自己同胞的爱绝对化的时候，就变成了种族主义；当我们把平等的爱看成至高的时候，就变成了对特权阶层的仇恨与暴力。人类社会总是倾向于将美好的政治目标转变成假神。
正如我在前几章所提到过的，贝克（Ernest becker）曾指出，在失去真神上帝的社会里，有许多人在爱情中追寻唯有宗教经验才能提供的满足；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相信，金钱可以取代上帝。不过还有一种东西可能被人用来填补这个灵性的真空，那就是政治；我们也可以把政治领袖当成“弥赛亚”，把政治方针当作救命的教义，以至于把政治的实践变成了宗教。
?政治崇拜的征兆
当我们把某件事物当作崇拜的偶像时，会产生的一个征兆就是惧怕；惧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当我们把偶像作为生活的中心时，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如果它在任何方面威胁我们，我们就会惊惶失措，我们的反应不会是说：“真糟糕，太困难了！”而是会说：“完蛋了，死路一条！”
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对美国政治的走向会有极端反应的原因之 一。当某一个党派赢得大选，输掉的另一个党派中就会有许多人公开说他们要出国远走，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们对其政治领袖和政策所存的那种盼望，在过去乃是单单保留给上帝和福音之工的，因此当其政治领袖失势时， 他们就如同经历死亡一般。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这一方的政治人物和政策不能掌权，那么每件事都会崩溃。他们不承认自己与另一党派之间实在有许多相同之处，却单单专注在彼此的相异之处，以致他们的争论影响了大局，造成恶劣的对立环境。
我们对政治崇拜的另一个征兆，乃是不仅将反对者视为是错误的，更把对方视为是邪恶的。在上次总统大选之后，我84 岁的老母亲注意到：“过去不论是谁当选，他就成为你的总统；就算他不是你选的人，他还是你的总统。但现在好像完全不同了。”现在每次选举过后，总有相当多的人指责当选的总统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今日美国政坛上这种越来越两极化和越来越苦毒的现象，更显示出我们是把政治的实践当作一种形式的宗教了。
究竟偶像崇拜是如何产生出恐惧和变得像魔鬼一般呢？
荷兰裔的加拿大哲学家沃特斯（A1wohers）教导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罪，而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上帝和他的救恩；但非圣经的观点则是将罪以外的事物当作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把上帝以外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解决之道。然而这样便将那些不全然是坏的事物变得像魔鬼一样，并且也让那些终极来说不美好的事物变成了偶像。沃特斯写道：把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事物的一部分或某些现象单独挑出来， 将它视为是人类生命戏剧中的邪恶角色，却无视于进入世界的罪，这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多种类的事物都被这样认定过……身体和情感（柏拉图和许多希腊哲学家）、与自然界有别的文化（卢梭和浪漫主义）、组织的权威——特别是政府与家庭（大多数的深度心理学）、科技和管理技巧（海德格尔[heidegger]与以罗[Ellul]） 圣经对此以独特而毫不妥协的态度，否认所有想把部分的受造界视为是邪恶根源或视为是救主的尝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圈经常充斥着夸大的盼望和幻灭，为什么现在充满毒害的政治性谈话这么多，为什么当政治领袖失去权势时，会出现不成比例的恐惧和绝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政治的理想和目标神化或魔鬼化了呢？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崇拜中把权力当成了上帝。
?崇拜权力
尼布尔是20世纪中叶卓越的美国神学家，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在依赖感与无力感中挣扎。伊甸园中最原始的试探，就是不满上帝所加给人的限制（创世记2:17:“只是……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并且人想要“如上帝”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屈服于此试探，因此现在它就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倚靠上帝的事实，却竭力寻找能保证自己拥有能力掌管生命的办法；然而这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尼布尔相信，这种普世性的不安全感制造出一种“决心掌权的意志”，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 各种关系。他观察到这种“决心掌权的意志”表现在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