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登岛的玛格纳顿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首先，尼布尔说，以自己国家民族为傲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和繁荣变成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公义。当这样的罪恶发生时，就如荷兰的经济学家古兹瓦德（bob Goudzwaard）所说的，是将武力和繁荣偶像化了：
这样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因此，当一个国家以物质上的繁荣为目标，把破坏自然生态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有虐待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百姓的事发生，那么这个物质上的繁荣就变成了偶像。当一个国家以军事上的保障为目标， 把取消言论自由和取消法案审理程序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虐待某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军事上的保障就变成了偶像。
尼布尔认为，整个国家会有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 不同国家的文化也会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前者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自诩为“自由国家”使得许多人看不到他们那种假冒为善的种族主义--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一个社会也可能会发展出自卑感，因而变得具有侵略性并好战。当尼布尔在1941年写书时，他很自然地认为纳粹德国是这类崇拜权力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受到的耻辱，让整个社会积极地想要重新证明其力量与优越性。
我们很难画一条清楚的界线，说这样就是仅仅赋予某件事物一些价值，那样就是已赋予它绝对的价值；就好像我们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清楚地分辨爱国主义是否已超越范围，而变成了种族主义及压迫别人的帝国主义了，但是没有人会否认， 许多国家常在不经意中就越界下滑了。然而嘲笑爱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或把它当作是邪恶的，并无济于事。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被奉为偶像的东西原来都是美好和必需的事物，只是它们被当作了神明。路易斯说得很有智慧：
我们若以为本性中的某些冲动--例如母爱或爱国主义--是好的，而另外某些冲动是不好的，例如性欲和战斗本能，就是有了错误的想法……在某些状况下，激起某些冲动是必要的， 例如已婚男子的性欲和战士的战斗本能；但在某些状况下，母亲对儿女的爱或人对其国家的爱则需要被抑制，否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儿女或对别的国家有不平等的对待。
?将哲学变成偶像
尼布尔还指出另一种形态的“决心掌权的意志”，那就是把政治哲学--而非人民--变成能拯救人类的信仰。当政治变成“意识形态”时，这情形就会发生。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针对某个主题的一组相关观念，但是它也可能和其相似词“偶像崇拜”一样带有负面的含义。意识形态就如偶像一般，是实体的有限的部分，但却被提升到总结事物的层次。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学派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其追随者远离对上帝的倚靠。
近一百年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对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 极高的期盼，但是从二次大战末期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个信念逐渐动摇。乔德（c.E.m.joad）是英国重要的不可知论哲学家，他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归回基督信仰。他在《信仰的恢复》一书中写道：
对于邪恶的看法如萧伯纳所表达的和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所支持的，都认为邪恶是环境的副产品，因此也可以被环境加以 更改或除掉。（但看到二次大战与纳粹等暴行后）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无比的浅薄……这是因为我们否认了原罪的教义，以 致我们这些左派的人总是失望又失望……因为真正的失败来 临，因为国家和政客的行为……在这一切之上，更是因为一 再发生的战争。
这个时期所出版的最关键性的书之一，是几个觉醒的作家所 写的《失败了的神明》（thegodthatFailed）,作者包括了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纪德（André Gidé等人。这本书的书名表达得很清楚，它描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被当作“神明”，能给人绝对的承诺，而且要求人以生命全然委身于 它。
随后，钟摆就摇向另一端--拥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并将之视为解决贫穷与不公等问题再现的最佳方案，因此许多人会说这就是今日新兴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这份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料之一--似乎将自由市场神化了。他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当它自由发挥时，不需要倚靠上帝或道德规范，就会自动使人的行为趋向社会的最大利益。 虽然现在言之过早，但从2008—2009年所发生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来看，这次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可能也和上个世代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相同。现在正有新的一波书籍，都在发掘解读最近市场资本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本质，这些书有畅销类、学术类、世俗类和宗教类，其中甚至有的书名改为《失败了的众神明》，因为连自由市场都已经被当作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和自由。
尼布尔指出，人类的思想经常会高举某件有限的价值观或事物，并将它当作最终极的答案，这样我们便自觉能解决所有的事，而且认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笨蛋或坏蛋。但这正如所有的偶像崇拜一样，会使我们盲目，例如激进的左派思潮认为，有权力的国家是救主，而资本家就是魔鬼；保守派 的经济思想则认为，自由市场和竞争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此自由派和政府就是快乐社会的阻碍。
然而现实远不是如此单纯。高度累进式的税率结构会造成某 种不公平，让辛苦工作的人没有报酬，反而受到高税率的惩 罚；但低税率而没有福利的社会，也会产生另一种不公平， 使得只有负担得起医疗开销和精英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才 有享受美好前程的机会。简言之，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 不愿意承认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明显的副作用，他们也不愿相信其反对者也可能有正确可取的想法。
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主体里，那么性爱、金钱和政治就会各自填满不同人的心灵真空处。这就是为什么政论中充满越来越多意识形态和两极化的言论。许多人对于现今许多有害的公开政论，将其归因于两党间缺乏共识，但其实根源远比这个理由更深。正如尼布尔所教导的，他们是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开始，回到了与上帝的隔绝，回到了疯狂地努力要补偿那无边的赤裸与无力感；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乃是恢复和医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圣经中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说到这方面的医治。这是关于 一个君王的故事，他有着决心掌权的意志，因此使得他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