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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接着说，神情中父亲的担忧超越往常，“埃尔金顿家的那头狮子除外！”
这头埃尔金顿的狮子在农场周围方圆十二英里内闻名遐迩，因为，如果你恰好在这个范围里，就会听见它的嘶吼。它饿的时候会嘶吼，悲伤的时候会嘶吼，有时则仅仅想要嘶吼而已。假如，夜晚你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听见断断续续的声响传来，开始时听着像困在乞力马扎罗山谷的死亡幽灵在咆哮，结束时听着像这个幽灵突然逃脱枷锁来到你床边，你知道（因为有人告诉过你）那是帕蒂之歌。
那时，有两三个东非的殖民者抓到过狮子幼崽，并把它们养在笼子里。但是帕蒂，这头埃尔金顿家的狮子，从未见过任何笼子。
它已经长大，黄褐色皮毛，黑色狮鬃，无忧无虑。它以新鲜肉类为生，用不着它亲自动手。它醒着的时候（恰好是别人睡觉的时候），在埃尔金顿的原野和牧场上信步由缰，安逸得就像一位帝王漫步在他治下的花园中。
它活在孤寂之中。没有伴侣，却是一副漠然的样子，总是独来独往，无心经营实现不了的想象。它的自由并无物质的界限，但这片平原上其他的狮子，不会让一头沾染人类气息的狮子进入它们最在乎的族群。所以帕蒂吃、睡、咆哮，有时候或许还做梦，可它从不离开埃尔金顿。帕蒂是头被驯服的狮子，这千真万确。它对原野的呼唤充耳不闻。
“我总是很提防那头狮子，”我对父亲说，“但它真的没什么恶意，我曾看见埃尔金顿夫人抚摩它。”
“这不能证明任何事情。”父亲说，“一头被驯养的狮子就是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狮子——而任何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
一旦父亲做出如此哲学意味浓郁，且如此广义的论断，我就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轻轻碰了碰马，然后我们骑着马慢跑过通往埃尔金顿农场的剩余路程。
这个农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在非洲的那些农场大，但有幢带宽阔走廊的漂亮房子。我父亲、吉姆·埃尔金顿、埃尔金顿夫人以及其他一两个拓荒者就坐在走廊上聊天，对我来说，他们的话题总是肃穆得不可思议。
他们会喝饮料，但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有张摆设丰盛的茶桌，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铺张。后来，我有时会想起埃尔金顿家的茶桌——圆形、很大、白色，结实的桌腿立在花园内的绿色葡萄藤下，在距离非洲边缘一千英里的地方。
我想，它代表着某种认知而并非奢侈。它是件证据，证明英格兰仍因两样赠予而亏欠着古老中国——茶与火药，它们使扩张成为可能。
蛋糕和松饼没法贿赂我。那时我有自己的消遣，或者说矢志不移的期待。公正无私的记忆吝啬得不肯与我多做寒暄，我快步离开那所房子向前跑去。
我飞奔过埃尔金顿家房子后面约一百码处的方形干草棚，看见了毕肖恩·辛格，我父亲派他先过来照顾我们的马。
我想这个锡克人那时一定还不到四十岁，但他的脸永远都不会透露他的年纪。有时他看起来像三十岁，有时看起来又像五十，这要看天气、时间、他的心情，或是他头巾的倾斜度。要是他把胡须和头发分开，剃了胡子并剪头发，那他活像吉卜林笔下的大象男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他从不剃胡子也不剪头发，所以，起码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个神秘人。不算年轻也不算老，却历经沧桑，就像漂泊的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