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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府没收了枢密院顾问的房屋和财产。布鲁克纳还从法国报纸的一则通知中获悉，他已被取消国籍，他已经不是德国人了。当他得知这消息后的几天，便又开始工作了。“这将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他给巴尔巴拉的信中写道，“书名就叫《德国人》。我将在书中阐述我对德国人民所了解、所担心、所希望的一切。关于他们，我了解得太多了，我为他们也担心得太多了，对于他们，我抱的希望也太多了。”
他在心爱的异国海滨忧国忧民，痛苦地度过余生。有时，几个星期过去了，他除了和女仆说几句法语以外，平时一言不发。他接到许多来信。他的学生如今都流亡异国，留在德国的也都感到绝望。他们来信向老师求教，希望得到他心灵上的慰藉和行动上的鼓励。“对我们来说，您的名字象征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有人勇敢地从巴伐利亚的一个省城这样给他写道，然而使用的是伪造的字体，并隐瞒了真实的地址。这类忠诚坦率的表白，使枢密院顾问既感动又怨恨。“在当今的德国，有这样的想法并表达出来的人，大有人在，”枢密院顾问这样想，“因为他们已经忍受了发生在面前的灾难，但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行动起来进行反抗。对于德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听之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罪魁祸首。”他把来信搁置一旁，重新展开稿纸，奋笔疾书。稿纸在逐日增厚，字里行间充满了热情和智慧，怨恨和反抗，以及疑虑和信心。
布鲁克纳知道，特奥菲尔·马德尔偕同尼科勒塔住在里维埃拉的另一个小镇里，离他不到五十公里远。一次，他俩邂逅，彼此打了打招呼，没有约定何时再见，后来再也没有见面。马德尔和布鲁克纳的心情都不佳，也不想相会交谈。这位讽刺家昔日那种快乐的、出言不逊的神态消失了。德国的灾难惊得他目瞪口呆，沉默寡言。他像布鲁克纳一样，整天坐在小花园的棕榈树下和花丛边，凝视着大海。然而，马德尔的目光并不包含宁静和沉思。他的目光显得焦躁不安，茫然地绝望地彷徨在波光粼粼的辽阔的海面上。他浅蓝的嘴唇依然做着吸吮的动作，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声音，不过如今他沉默不语了，沉默是无声的抗议。
过去，马德尔昂首阔步，现在却耷拉着脑袋，瘫坐在那里。铅灰色的双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显得那样疲倦，似乎再也不能动弹了。他沉静地蜷缩在那里，只有眼珠还在转动，他的嘴唇在痛苦地吐露无声的语言。有时，他会吓得缩成一团，似乎有张恐怖的脸在他面前跳动。这时，他会用力地竖起身子叫喊，声音不再响亮，而是那样苍老和嘶哑。“尼科勒塔！你过来！我请你立刻就来！”马德尔既命令又哀求。尼科勒塔从屋子里出来走向他。
她脸上的神色显出疲惫和忧伤，这同她那突出的鹰钩鼻，线条分明的嘴和高高的额角极不相称。她的双颊变得更宽、更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失去了挑衅般的光泽。过去这种光泽使她的眼睛显得迷人和令人不安。尼科勒塔已不再是个固执而骄傲的姑娘，而是个经历了热恋又遭受过许多苦难的女人，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在她的情感中，疯狂的歇斯底里同真挚灼热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出于这种情感，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如今就在她的面前，躺在椅子上，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她问：“马德尔，你需要什么？”过去那些年，不管她遭受了什么苦难，她那堪称楷模的发音一直没有变，“亲爱的，我可以给你帮点儿什么忙吗？”
马德尔呻吟着，像是在做噩梦，“尼科勒塔，尼科勒塔，我的孩子……实在可怕……太可怕了……我听到在德国遭受严刑拷打者的喊叫……我听得十分清楚，是风把这喊叫声吹过大海送到我这里来的……匪徒拷打犯人时还放唱片听音乐，真是无耻之尤。匪徒们用布垫堵住受害者的嘴巴，不让他们叫出声音来……但是，我听到了他们……一切我都听到了。上帝赐给我一副专听死难者呼喊声的敏锐的耳朵……我是人类的良知，我听到了这一切。尼科勒塔，我的孩子！”他紧紧抓住她。痛苦的目光茫然地盯着南国景色。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从南国的宁静中突然冒出的可怕的妖魔鬼怪。尼科勒塔的手放在他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我知道，我的马德尔，”她音正腔圆地说，同时充满着温情，“你听到了一切，你把一切都看透了。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所知，把世界剖析一番。这对你和世界都有好处。你应该写，马德尔！你应该写啊！”
一年以来，尼科勒塔一直在恳求他工作。丈夫的瘫痪给她带来了痛苦，她忍受不了丈夫的绝望情绪和无所作为。她敬佩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是世上活着的最伟大的人物。她希望自己的丈夫不要对事态袖手旁观，而要置身于事态的中心，并且参加工作，唤醒世界，告诫世人。可是他的回答却是：
“我还要写些什么呢？一切，我都说了。一切，我都已预知了。我揭露了骗局，我闻到了腐臭的气味。我的孩子，但愿你想象得到，当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千真万确时，那是多么难以接受啊！人们已把我的书忘记了，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有人把我的全部剧作烧掉了，我的预言仿佛是一阵清风飘得无影无踪了。而如今发生的一切，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灾难，只是我全部作品所预言的微不足道的尾声，我的作品早已描写了这一切。未来将要发生的最坏结局，最终的灾难我也都预测到了。我因预感到这些而悲恸欲绝。如今我还能写些什么呢？我承受着人世的痛苦，我心灵中的现实和未来都在崩溃。”
“我我我……”他说完三个“我”字就再也不吭声了。他精神恍惚，掉入“我”的陷阱中。他那因饱经风霜而变得更加刚毅的脸，向前垂了下来，但现在这张脸变得精巧了，也更加敏感、更加坚强了。马德尔突然睡着了。
尼科勒塔回到屋里，在黑暗阴凉的前厅站住了，她慢慢举起双手捂着脸。她在呜咽，但没有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干枯。她捂着嘴轻轻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受不了了。”
曾被亨德里克称作朋友的人们，现在散居在各国的许多城镇里。其中有些人日子过得还很不错。例如“教授”就生活得很好，他的世界声誉是享受不尽的。他可以住在用巴洛克式家具和哥白林双面挂毯布置起来的宫殿里，或是住在一流国际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演戏方面，柏林不让他来参与，难道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原因吗？好吧，反正这对柏林人来说更为不利。“教授”的舌头依然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有一阵子他大发雷霆，嘴里叽里咕噜地发牢骚。后来，他冷静思考，也就不去理睬这些。他想，自己本来就忙得不亦乐乎，让柏林人去演他的戏吧！让“这个亨德里克”去尽情地为他的“元首”演出喜剧吧。演出旺季，“教授”要去巴黎导演一出轻歌剧，去罗马和威尼斯导演两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去伦敦导演一出宗教歌舞剧。此外，他还要率领剧团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演出《阴谋与爱情》和《蝙蝠》。与此同时，他还要与好莱坞签订一项大规模拍片合同。春天一到，他得赶快到那里去。
“教授”设在维也纳的两家剧院，由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代为经营管理，对这两家剧院的健康有序发展“教授”可以完全放心。卡茨先生有时会伤感地回顾有趣的往事：他曾自称为西班牙医生，撰写了深不可测的剧本《罪孽》，这出戏曾把柏林观众给蒙蔽住了。“这可是开了个高级的玩笑啊！”卡茨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主人和师傅，舌头也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现在，他再也不提复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了。卡茨先生最终被迫上演低级的戏。
伯恩哈德小姐也开始有点儿伤感。她想到了选帝侯大街，特别是想到了亨德里克。“他那双凶狠的眼睛多媚人！”她梦幻似的回忆往事，“我的亨德里克，我可舍不得把他白白送给纳粹分子，他们真的不配占有这样出色的名流。”不过，现在在维也纳有一个花花公子取代了亨德里克。他可以称呼伯恩哈德为“罗泽”，也可以在她的下巴上摸一摸。他是个年轻的风骚演员，虽没有亨德里克那种疯狂劲，却也显得温文尔雅、朴素大方。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焕发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艺术青春。她的新成就是她过去在柏林所望尘莫及的。她以小学生的好胜心奋发学习英语，如同冒险家那样准备去征服一个异国。过去，她曾以独特的夸张手法，使柏林的观众如痴似醉，惊叹不已。现在，她用新的语言，新的表演手法去夺取异国的观众。在演出中她时而温柔亲切地说话，时而发出呻吟般的悲叹声，有时止不住地咯咯笑，还有的时候因高兴而欢呼，她还能婉转地歌唱。她仿佛仍然是个腼腆而又笨拙的年轻男孩，或是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她演得似乎无忧无虑、任性倔强，实际上，她以她的才智对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精细入微的处理，使着了迷的观众又悲伤又欢笑。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她了解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喜好。她知道，她表演的角色要比在德国表演时稍稍伤感一些，要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更加温柔一些，才能适合观众的口味。她很少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往往睁大眼睛以天真无邪、无可奈何的目光来感动人们。
她自己也承认：“我把本人的形象稍稍作了些改进。”这时她会耸耸肩，缩缩头，做些妩媚的动作，“我改进得不多，而改的都是必要的，以便让英美观众开心微笑。”多拉·马丁来往于伦敦与纽约之间。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上演同一出戏，达数百场之多。她晚上演戏，白天拍电影。她的身体居然能支持得住，着实令人吃惊。她瘦削、纤小的身体从不知疲倦，似乎蕴藏着魔力。英美的报纸称赞她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每次演出以后，她会到萨沃依饭店小憩片刻。一进门，乐队便为她奏起了迎宾曲，人们起立欢迎她。美国和英国的这两座大都市，对这位被柏林当局赶出国境的犹太女演员表示了敬意。英国女王接见了她，威尔士亲王把一束玫瑰花送到她的化装室，美国的年轻诗人专为她写剧本。时而有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来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还想回到德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不想，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不过，她常想：不知柏林对我的新成就有何评价？他们知道我的成就吗？当然应该知道。希望我现在的成就能让他们感到后悔、嫉妒和愤怒。在那里不会有人对我的成就感到高兴的。有十万观众表示，他们热爱我，我就至少可以气气他们，这样就使他们不要忘记我。
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在柏林上映，其中担任主角的就是多拉·马丁。但几天后影片就停演了，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就是一桩丑闻。影片上映时，宣传部长下命令：对此，在电影放映时，观众要表示出一种“自发的愤怒”。于是党卫军队员们身穿便服，被派进电影院。银幕上一出现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遍布在全场的党卫军士兵就吹口哨，喝倒彩，扔臭气弹，并且大喊大叫：“不准在德国的电影院放映由该死的犹太女人主演的影片！”那些化装成观众的流氓捣乱、起哄，所以影院不得不打开电灯，停止放映。前来看电影的勇敢、好奇的观众，在一片惊慌混乱中离开了电影院。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就是为了来看多拉·马丁的。他们在逃离电影院时，要是被冲锋队员认出是犹太人，就会立即被抓住，遭到一顿毒打。
宣传部在伦敦表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政府同意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柏林的观众不同意，他们表示直接和强烈的抗议，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此宣告，从现在起，在德国，凡由多拉·马丁主演的影片都在禁映之列。
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散居在许多城镇里。他们在许多国家寻求避难。克罗格由于在新德国已经无法找到栖息之地，所以他暂且定居在布拉格。其实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他是文学先驱，他把剧场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他永恒的理想是实现正义和自由。他的希望多次落空，却仍然不放弃自己天真而又乐观的激情。克罗格决心发扬法兰克福鼎盛时期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刚到布拉格，就积极物色合适的人选，期望有人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资助，为在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创办文学剧院而奔波。他终于寻觅到了资助者，但他们资助的经费少得可怜。他选择了一个大谈特谈“人类”和“美好时代的曙光”的剧本。在地下室和几个年轻演员合作，终于使这个剧上演了。克罗格的忠实朋友施密茨，仍然为他管理财务，而克罗格这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出淤泥而不染地留在了纯艺术的象牙塔里。
然而，施密茨决不能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罗格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济上虽也有拮据的时候，却尚未经历过真正的贫困，因此他压根儿不懂，凭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办极简陋的剧院。日子尚且过得去，他们除经济拮据外，还遭到政治压力。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对流亡异国的汉堡艺术剧院院长的和平主义倾向感到极端反感，使馆派人同布拉格当局进行交涉，反对克罗格。而克罗格和施密茨则奋起反抗，坚强不屈，斗争使他们消瘦和苍老了。施密茨已不那样乐观了，他粉红色的面颊已经苍白，略显力不从心。克罗格的前额和嘴角也增添了许多皱纹。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