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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吉和芭比在多尔多涅有一处房产，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去那里。他们属于那种荷兰人，认为只要是法国的，就是一等一的：从法式羊角包到涂有金银毕奶酪的法式长棍，从法国轿车（他们自己开的就是辆高级标致）到法语歌曲，再到法国电影——全然不顾居住在那儿的法国人对荷兰人的仇视。多尔多涅的房子，每两栋就有一栋上面涂着反荷兰人的标语，但据我哥哥所言，那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的行为，商店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很友好。
“嗳，要看情况，”赛吉说，“还没有完全确定。”
一年前我们在去西班牙的途中顺道去了那里，三个人，第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待了三天，离开的时候克莱尔说的。我的兄嫂已经苦苦哀求了那么久，让我们实在不得不去一次，如果还要再推下去就几乎可以称得上无礼了。
房子坐落在一个山丘上，掩映在树丛中，穿过树枝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谷，多尔多涅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湾处闪闪发光。我们在那儿的几天，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甚至在屋子背面靠墙的背阴处也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在荷兰从来没见过的巨大的甲虫和绿蝇，在树叶间嗡嗡嗡地大声来回骚动，或是以同样的吵闹声啪啪地撞击着玻璃，弄得玻璃都在窗框里晃动起来。
我们被介绍给“咱们的泥瓦匠”，是他把外面的厨房和主屋连成一体的；面包师的“夫人”，她丈夫是一家“很普通的、只有附近的人才去的餐馆”的老板，餐馆坐落在多尔多涅河的一条分支的河畔。“我的弟弟。”赛吉向某人介绍我。身处法国人当中，他似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毕竟都是些最普通的人，在荷兰，普通人是他的最爱，有什么理由不算上这儿的呢？
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清楚，这些普通人可以从他这儿、从这个荷兰人身上和他的第二套房子上赚到大笔的钞票，这至少可以成为他们显示出最低程度的礼貌的原因之一。“如此友善，”赛吉说，“如此质朴。在荷兰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又或者他根本不想看见，在他说出了扩建厨房加顶所需的几片真正的乡村屋瓦的价钱之后，“咱们的泥瓦匠”让一大坨绿色的、混有鼻烟的泥糊拍在了他们的露台的地砖上。还有这位面包师的“夫人”，在赛吉介绍他的弟弟时，她其实很想继续服务她那些正排着长队的其他客人，就是这些客人，他们正互相眨着眼，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所有的眼神都在诉说着对这些个荷兰人的蔑视。平易近人的餐厅老板在我们的桌边蹲了下来，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嘀咕道，他今天从一个农民手上弄到了些新鲜的葡萄蜗牛，这种蜗牛，那个农民一般不会轻易出手，但是现在却专诚以“特价”供给赛吉和“他可爱的家人”，不过即非如此，也能吃到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其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能影响我的哥哥了，哪怕隔壁桌的法国客人拿到送上来的菜单，上面就有每日特惠，一个简单的每日套餐，包含三道菜，总价只有一份蜗牛的一半。至于在该餐厅尝酒之事，我已不愿再多说了。
我和克莱尔在那儿待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还参观了一个酒庄。在那里，我们和其他上百个外国人——最主要是荷兰人——一样要排队等候，直到一位向导领着我们，穿过十二间里面摆着老式的架子床和低矮的小蟾蜍沙发椅的、热得快要沸腾起来的房间。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坐在花园里，这个花园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克莱尔还试着读点东西，我则感觉实在已经热到连书都不能打开的地步了，因为书的白页会刺痛我的眼睛。但是要什么事都不做也很困难：赛吉总有些事忙，有些房屋整修的事，他是自己搞定而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如果你自己动手整修房屋，就会赢得这儿的人的尊重，”他说，“这一点是可以感觉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