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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不辞辛苦地亲自给手推车装上屋瓦,推到公路边把货卸下来,又在公路和厨房之间来来回回奔波四十几趟。他一定没有想过,他这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是否也许会剥夺本应属于“咱们的泥瓦匠”的部分有偿工作时间。
就连烟囱的木头他也自己锯,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是他竞选照片中的场景:赛吉·罗曼,这位人民的候选人与手推车、锯子、大木块为伍,一位与众人无异的普通人,只有一点不同——普通人无法在多尔多涅购置第二套房。这很可能是他为什么从不让新闻界的人来到这个被他称为他的“农庄”的地方的最主要原因。“这里是我的地方,”他说,“我和我的家人相处的地方。这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要是他有一刻正好不在运瓦或是锯木头,那么他就在忙着摘浆果啦、醋栗啦、黑莓啦,然后芭比用它们来做果酱:头上包一块农民的头巾,整天忙着把热腾腾、黏糊糊、闻起来甜甜的东西,大把大把地塞进上百个储藏罐里。对克莱尔来说,除了询问是否需要她帮忙以外没有别的可做,正如我觉得有义务帮赛吉弄屋瓦一样。“我能不能帮忙?”在他推了七趟车之后我问他。“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回答。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当晚上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躺在床上,相互依偎靠近对方时,克莱尔问我——不能靠得太近,否则实在太热。她的手指被黑莓染得蓝蓝的,她的头发上也有更深的蓝色,甚至脸颊也有几条。
“明天,”我说,“哦不,我是说后天。”
我们在那儿的最后一晚,赛吉和芭比请了一些朋友和相识在花园里共进晚餐,全是荷兰的朋友和相识,没有一个法国人,他们都在这附近拥有第二套房。“别担心,”赛吉说,“只是一个小圈子,都是很好的人,真的。”
十七个荷兰人,还没算上我们三个,晚上就拿着酒杯、端着盘子站在花园里。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女演员(“没工作没男人。”第二天早晨克莱尔对我说);还有一个骨瘦如柴的退了休的芭蕾舞动作设计者,这人只喝他自己带来的半升装的伟图水;另外还有一对不停地挑剔对方的男同性恋作家。
芭比摆了个自助餐,有沙拉、法国奶酪、小香肠和法式长棍,赛吉则献身于烧烤,他弄了个红白格子的围裙系在胸前,烤着汉堡包和吉卜赛串。“烧烤的艺术就在于火要恰到好处,”晚饭前的几个小时他对我说,“其他的都是芝麻绿豆。”我接到个任务:收集干树枝。赛吉喝得比往常都要多,烤肉架边立着一瓶外面套着篓子的葡萄酒,也许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夜晚的成功,比他肯承认的还要多。“在荷兰,他们现在这会儿就只会蹲坐在他们的土豆加酱汁前,”他说,“这简直不能去想。这儿的一切才叫生活啊,伙计们!”他用肉叉指向那些保护着花园不受贪食之人侵犯的树丛和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