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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召见，面陈一切未尽之言，并有至密之事请旨定夺后，即赴大连上海再行设法……不然田野丰巳有微词，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责其践盟，九仞之山将全功尽弃……更有日人要求之事，谢米诺夫预定之谋，内部小有参商之处，均当面请乾断，唯祈训示祗遵，谨奏。
宣统二十年八月初九日
王式上这几个奏折的日子，正是郑孝胥出门，不在张园的时候。由于陈宝琛、胡嗣瑗这一派人的阻拦，他进不了张园的门，只好上奏折，但由于没有郑孝胥的掩护，这次遭受了很大的失败，遇到最激烈的攻击。
最激烈的是胡嗣瑗。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他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意思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是要先经他过滤一下的。我因为相信这个人“老诚忠实”，所以同意陈宝琛的意见，把这个类似秘书长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是最反对我和郑、罗等人接触的一个。当郑、罗和王式等人在我的信赖之下积极奔走于谢米诺夫的时候，他和陈宝琛、陈毅等人就在叽叽咕咕（我接见谢米诺夫并且给了那五万元都是背着他们干的，他们还是知道了）。胡嗣瑗看见了王式的折子，就给我上奏折，逐条分析王式和谢介石等的言行前后矛盾之处，指出这纯粹是一场骗局。罗振玉这时曾出来为郑孝胥和他自己申辩，但是处境颇为孤立，甚至连一向不说同乡半句微词的陈宝琛，也在我面前说：“苏龛（郑的字）真是疏忽之龛，已近于狂矣。”原先主张过我出洋联日的陈毅，这时也变了声调，向我慨叹中兴之难，劝我近贤远佞。就这样，驳斥郑、罗的话钻进了我的心里：谢米诺夫受到英、日、美各国这么大的支持，为什么非要我的一点钱不可呢？谢介石曾说谢米诺夫因为等不到我的支援，想要自杀，何以他的宏图壮举能如此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这时我也实在一下子拿不出多少钱来，我比在紫禁城时代多少懂得了些钱的数目，也不是一张口就可以拿出多少古董金银去换钞票的时候了。因此，我没有给钱，只写了些不值钱的鼓励性的“手谕”，这一下子，王式也不来了。但是胡嗣瑗毕竟不是郑孝胥的对手，等到郑从外面回来，王式和谢米诺夫等人又得救了。我又拿出了钱供客卿们花用。记得后来郑孝胥还推荐过一个叫阿克第的奥国人和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阿克第是奥国从前的贵族，在天津奥国租界工部局任过职，据他讲他在欧洲很有地位，可以为我在欧洲展开活动，取得复辟的声援。因此，我派他为我的顾问，委他到欧洲去活动，并且一次支给了这位客卿半年俸金一千八百元。罗斯是个记者，说要复辟必得有报，叫我拿两万元给他办报。我给了他三千元，后来报是出来了，叫做《诚报》，可是没几天就关了门。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有个“胡大军机”拦关，有不少人只要是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即可走进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起，一批一批变成光杆司令的什么军长、参谋长之类的人物，在租界上多起来的时候。我的门客有了增加，而我的欲望，也被这些自称与台上有密切关系的台下人物，不断地挑动着。
这些人物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小诸葛”刘凤池。我和刘的相识，是由于张勋手下的奉系老军阀许兰洲的介绍，刘是许的旧部下，在许的嘴里，刘是个“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那年大约四十岁左右，他见了我，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手眼之后，立时建议我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器给他，去联络台上人物。“那些福寿字、春条，对这类人是不行的”，这句话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个听到，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又赏识这个人的直率。我认为他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可见他的话一定可靠。于是我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他竟点名要什么东西，以至说明要值多少钱的东西。例如，一次他说要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华，给我来信说：
姓邹者才甚大，张作霖胜，彼功甚大，张待之甚厚，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或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之大利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