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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及以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誴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溥伒的胞兄弟溥 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溥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做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他记录下来。
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中校（早在伪满时期他就遗弃了妻子，后来又跑到海外）。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她们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了，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她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她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她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
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
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她当做真正的羞耻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了。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参加过群众大会……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识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为了其余免于重复，都去掉了头尾），来对照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