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九章 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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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讲述的，是整个故事最离奇的部分。当然，或许这根本算不上离奇。那天所做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记忆犹新。我记得自己最后站在樱草山顶，流着眼泪赞美上帝。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我竟毫无印象。

我对接下来三天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得知，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火星人覆灭的人，好几个像我这样的流浪汉早在前一天夜里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其中有个男人——是最早的目击者——还前往圣马丁斯·勒·格兰德^{<a id="noteref_86" href="#footnote_86">[86]</a>}，设法向巴黎发送电报，而那时我还待在出租马车夫的车棚里。自此，这一喜讯立刻传遍全世界，惶恐不安的千百座城市，瞬间灯火通明，沉浸在狂欢之中。当我站在深坑旁察看的时候，都柏林、爱丁堡、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的人们都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我听说，人们喜极而泣，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握手致意，振臂欢呼。众人忙不迭地调度火车南下赶往伦敦，即便身处克鲁枢纽站附近，也不得不去物色列车。已有两周没有敲钟的各地教堂，欣闻喜讯，顿时钟声响彻整个英格兰。脸颊消瘦、蓬头垢面的人，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各地乡间小路，向那些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深陷绝望的同胞，大声宣告这个出人意料的好消息。还有食物！小麦、面包和肉制品，穿越英吉利海峡、爱尔兰海和大西洋，正源源不断地从对岸运来用以救济赈灾。那段时间里，似乎全世界所有轮船都朝伦敦驶来。但我根本不记得这一切。我恣意游荡——像个疯子。等我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好心人家里，他们是在圣约翰森林的街道上发现我的。那时我已游荡三日，一边不停哭泣，一边胡言乱语。他们告诉我，我一直在念叨几句不着边际的歪诗：“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好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a id="noteref_87" href="#footnote_87">[87]</a>}尽管他们各自也是琐事缠身，却仍收留照料着我，使我不致伤害自己。我对他们感激不尽，但名字我就不逐一道来了。显然，在我神志不清的这几天里，他们已经从我口中得知了我的一些遭遇。

等我意识再度清醒之后，他们委婉地将莱瑟黑德的情况告诉了我。就在我被困废墟的第三天，火星人将莱瑟黑德彻底摧毁，无人生还。它们并未遭遇任何挑衅抵抗，却无缘无故将那里夷为平地，如同孩子捣毁蚂蚁窝，只为耀武扬威。

如今，他们温柔地照顾着孑然一身的我，悲从中来时，他们又耐心相劝。我康复以后，又同他们住了四天。那段时间里，我心中涌起一股模糊却愈发强烈的渴望，想再回到从前生活的地方，看看曾经幸福美好的生活还留下些什么痕迹。这不过是一种无谓的愿望，只为饱尝苦难聊以慰藉。他们竭力劝阻我，想方设法打消我的这种消极的念头。但最终，我仍然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我郑重承诺会回来找他们，然后就此与相识四天的挚友道别。我承认，离别之际，我还是不禁潸然泪下。再次回到街道上，那里不久前还是漆黑一片，诡异而荒凉。

此刻，众人陆续返回城里，街道上已是人声鼎沸，有些商店甚至已经开门迎客。我还看见，一座饮水池已经恢复了供水。

我记得，当我郁郁寡欢地踏上归乡之路，返回沃金那栋小屋时，天空格外晴朗，仿佛上天在跟我开玩笑。街道上已是熙熙攘攘，充满勃勃生机。行人络绎不绝，百般忙碌，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曾有大量人口惨遭杀害。可是，我后来发现，人们个个面黄肌瘦、头发蓬乱、双目圆睁，而且衣衫褴褛。他们的脸上只有两种表情——或是神采奕奕、喜形于色，或是不苟言笑、意志坚决。若非众人脸上的神情，伦敦根本就像个流浪者之城。各大教区委员会正一视同仁地向众人分发法国政府捐赠的面包。有几匹幸免于难的马已是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特别警察佩戴着白色勋章，驻守在每个街角。我几乎没有看见火星人造成破坏的痕迹，直到我抵达威灵顿街，才望见爬上滑铁卢桥扶壁的红草。

在桥边，我还看见这反常时期屡见不鲜的一幅对比景象——红草丛中露出一张纸，被木棍固定着，正迎风飘扬。原来是一张报纸恢复发行的告示，那是第一份复刊的报纸——《每日邮报》。我从衣袋里摸出一枚锈得发黑的先令，买了一份来读。报纸上大部分版面都空无一字，但负责印刷的那位寂寞的排字工自得其乐地使用铅字模版，在最后一版印上了一则夺人眼球的广告，内容极为煽情。新闻机构尚未恢复正轨。我并未读到任何最新消息，只有一篇报道透露人们对火星人身体结构进行的为期一周的检查已有惊人发现。此外，文中还宣称，已发现“飞行的奥秘”，可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在滑铁卢车站，我看见免费列车正在运送人们回家。最初的返乡人流高潮已经过去。列车上乘客很少，而我也没心情同他们搭讪。我找到一个车厢隔间坐下，双手环抱在胸前，心情沮丧地望着车窗外，洒满阳光的断壁残垣从我眼前闪过。列车刚驶离车站，就在临时搭建的轨道上一阵颠簸，只见铁轨两旁的房屋都已经成了焦黑一团的废墟。虽然一连两天雷雨交加，但沿着通往克拉珀姆枢纽站的道路望去，伦敦城仍显得阴沉晦暗，黑烟遗留的灰尘并未被雨水冲刷干净。行至克拉珀姆枢纽站，铁轨再次中断。数以百计的失业职员和商店伙计，与普通的挖土工并肩奋战。我们的列车沿着草草接上的轨道，颠簸着向前驶去。

从那里经过以后，沿途尽是一派荒凉而陌生的景象。温布尔登损失惨重。沃尔顿的松树林并未着火，似乎是沿线遭受破坏最小的地方。旺德尔河、莫尔河，以及周围每一条溪流，都长满红草，那颜色介于屠夫刀下的生肉和腌制过的卷心菜之间。然而，由于萨里郡的松树林过于干燥，红草枝条并未攀爬蔓生。在温布尔登后方，我目之所及之处，有几块苗圃，高耸的土堆包围着第六个圆筒。一群人站在旁边，几位工兵正在里面忙碌着。土堆上方竖着一面英国国旗，正迎着晨风舞动。苗圃里遍布红草，大片鲜艳的猩红之中夹杂着紫色阴影，看起来十分刺眼。倘若将视线从前景那焦枯的灰色和阴沉的红色转移到东边连绵起伏的青绿山峦，便会使双眼顿觉如释重负。

沃金车站驶往伦敦方向的铁路仍在修复中，于是我在拜弗利特车站下车，步行前往梅伯里。路上，我经过当时和炮兵两人与轻骑兵谈话的地方，还途经暴风骤雨中我曾望见的火星人现身之处。出于好奇，我走到路边，发现缠成一团的红草蕨叶之中，停着一辆破裂变形的双轮轻便马车，旁边散落着一堆白色马骨，已被啃得精光。我驻足良久，凝视着眼前的残骸……

随后，我穿过松树林继续往家走，林中长满了齐颈深的红草。我还在那里发现了斑点犬旅店老板的墓地，原来他早已落葬。途经军事学院以后，我便径直回到家中。路过一间农舍时，有个男人站在敞开的门边，叫着我名字，对我打招呼。

我看了看自己的家，一丝希望在心中闪现，却转瞬即逝。家门被人强行撞开过，没有上锁。我走上前去，门便慢慢打开了。

门砰的一声又重重关上。书房的窗帘飘荡在窗外，我曾和炮兵在这里守望黎明。窗户至今仍然开着。塌陷的灌木丛与我大约四周前离开时别无二致。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客厅，整栋房屋空空如也。灾难降临的那天夜里，被暴雨淋湿的我曾蜷缩在楼梯口，如今那块地毯已经起了褶皱，而且有所褪色。台阶上还留有我们泥泞的脚印。

我顺着脚印走进书房，发现圆筒开启那天下午我没写完的文稿仍静静躺在写字台上，上面压着透明石膏制成的镇纸。我停驻片刻，认真通读我这篇尚未完成的文章。这是一篇论文，旨在论述随着文明演进，道德观念将何去何从^{<a id="noteref_88" href="#footnote_88">[88]</a>}。文章最后一句正是一个预言的开头。“大约两百年后，”我如是写道，“我们或许会看到——”句子在此戛然而止。我记得，差不多一个月前的那天清晨，我是如何心神不宁，又如何起身去取报童送来的《每日纪事报》。我还记得报童进门时，我下楼走进花园，听他讲述“火星来客”的奇闻轶事。

我走下楼，径直来到餐厅。羊肉和面包还在，但早已发霉腐烂，还有个啤酒瓶翻倒在地，一切就与我和炮兵离开时一模一样。家中弥漫着凄凉的气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心中那个夙愿是多么渺茫、多么愚蠢。接着却出了件怪事。“没有用的，”一个声音说，“屋里空无一人。这十天里从没有人来过。别再待在这里自寻苦恼。除了你以外，没有幸存者。”

我不由得大吃一惊。难道我是在自言自语吗？我转过身去，看见背后的落地窗打开了。我往前迈了一步，站在那里朝窗外张望。

我的表姐和妻子就站在外面，她们与我一样，既惊喜又害怕——妻子脸色苍白，欲哭无泪。她轻轻叫了一声。

“我来了，”她说，“我就知道——就知道——”

她手捂着喉咙——身体微微颤动着。我上前一跨，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a href="#noteref_86">[86]</a>圣马丁斯·勒·格兰德（St. Martin's-le-Grand）：伦敦市中心街道，从圣保罗大教堂向北延伸。

<a href="#noteref_87">[87]</a>引自英国幽默诗人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4）。该诗是对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同名作品的戏仿。

<a href="#noteref_88">[88]</a>指威尔斯1897年发表于《半月评论》（Fortnightly Review）的文章《道德与文明》（Morals and Civilisation）。有关这一话题，威尔斯撰文颇多，后收录于其专著《预言》（Anticipations, 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