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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的一个男子呢？”
“讨人厌的。炫耀着钞票，还说，要不是这样的天气，一定找一家更好的……”
“大概有多少钱？”
“五百块。他自己说的。”
我和菱田刑警互相看了一眼。这一来，像是谋财害命吧，可是一笔巨款呢！
“我想看看他上去的房间。”
老板娘显然嫌麻烦了，女人倒说：“那就请吧！”
她仍然不耐烦似的起身，我们跟着上去，那里的一个房门口露着紫色的衣裾，这时忙着缩回去了。从房内投射在廊上的淡淡的影子也倏地滑开消失——我又一次感受到什么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昌子的房间除了色彩鲜艳的帘幕之外，是个清净的房间，不过仍旧给人空虚感。
菱田刑警没有进去，光从廊子上往里头扫视了一周说：“你们这里有几位上班的？”
“现在是我和另外一位——春天时有三个。”
“那个晚上，除了一钱松以外还有别的客人吗？”
“阿铃那边也有一位。”
“跟一钱松同一个时候吗？”
“是。那人走了以后不久，阿铃那边的也走了。”
菱田刑警的眼里闪过了一道光。一钱松走后不久——这句话使他留意到了什么。
“我想见见那位小姐。”
“阿铃什么也不懂的……”
昌子尽管这么说着，还是在廊子上走向另一头，从纸门外喊了一声：“阿铃，警察先生有话要问你。我打开啦！”
正是紫色衣裾缩回去的房间。我从菱田刑警背后越过他低矮的头往里头看过去。
窄窄的，像堆放杂物的贮藏间，榻榻米黑黑的，有湿气的样子，一股臭味扑了上来。斑驳的墙上，南珠流成帘子的模样。
女孩坐在一架涂料剥落的茶橱边。里头很阴暗，像是沉淀着浑浊的薄暗。
年纪看来也就十五六吧。脸上化过妆了，连面孔的轮廓都被白粉遮掩住，双唇也是浓浓的红。那斜俯的脸，该是为了躲避我们的眼光，可是眼里的稚幼之气还是无法隐匿。不，宁可说，化的妆浓，正好暴露出面相的稚幼。那退色的紫色衣裳与裾部的银波图样，也与她的年龄不配合，八成是人家给的吧！
女孩看到我们进来，慌忙地把抱着的玩偶塞在背后。是穿上绯红衣裳，有女孩一半高的大娃娃。窗边的一只橱柜里，还塞着各种各样的玩偶，活像一堆尸山。
“你叫阿铃是不是？几岁啦？”
菱田刑警温和地问，女孩却只是惊悸地看着他。
“十八岁啦！”
不知什么时候，老板娘来到门口，代答了一声。昌子在老板娘背后靠着一根柱子，用脚趾在廊上写着没意义的字。
“十八了吗？”
女孩点点头，求救似的仰起脸看着老板娘。
“那么，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女孩还是默然，半天才细声说：“阿谨哥。”
这以后约有五分钟那么久一来一往地交谈，可是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她一径地用惊悸的眼光在菱田刑警和老板娘之间转来转去，有时想开口，也马上给老板娘抢过去。
有关那个阿谨哥的事，也都是老板娘说的。
那人名叫福村谨一郞，从口音知道是关西方面的人，事实上他也说过以前在大阪当一名演布偶戏的艺人。有一次到东京公演的时候，后台失火，他为了抢救布偶，把手烧坏，从此再也不能演布偶了。他手上缠着绷带，就是为了遮掩伤痕。离开布偶剧团后，他在东京住了下来。目前靠什么过活，她也不知道。
一钱松也好，福村也好，都叫人摸不清目前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在这样的花街，毋宁说是当然而然的。通常，客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底细告诉女人，女人也不会高兴向客人说出自己沦落风尘的经过。再相好的也是如此，说起来这儿只是男人与女人萍水相逢的世界而已。
据说，今春起福村认识了铃绘，常常来找她。
“阿铃，阿谨哥没告诉过你他是干什么活儿的吗？”
“他总是默默地坐着……”
阿铃只能说出这些。那种懒散的嗓音，真不符合那张稚嫩的脸。我觉得，这条街路上的女人，嗓音都是一模一样的。
铃绘还是保持着双手被反剪般的姿势。那只藏起来的玩偶，倒像是布偶戏用的。不过仔细一看，便知脸是纸黏土做的粗货，衣着也是廉价布做的。
“你自己做的吗？”菱田刑警又问。
铃绘摇摇头说：“是阿谨哥做来送给我的。”
看到被堆挤在橱柜里的那些发黑的破旧布偶，我仿佛窥见了一个尚未谋面的男子的一生。在我的想象里，福村是一个在洋灯的红光下蹲着，木然凝望着自己影子，而他自己也像一具影子的黯然男子。
“想问问你这只玻璃杯的事。”
菱田刑警指了指放在一角的茶几上的杯子说。想必他是注意到杯子里的水很浑浊。
“是插过花的吗？”
铃绘先看过一眼老板娘，这才点点头。
“什么花？桔梗是不是？”
铃绘又点点头。每次点头的时候，发髻上都会有二三绺细细的发丝掉下，去舔她白白的领口。
“白的桔梗？嗯，那个晚上也插着是不是？”
“……”
“什么时候不见了的？”
铃绘这回摇了摇头，好像是不知道的意思。
“昌子，你的房间里有插花吗？”
“没有。”
从廊子一角传来了昌子的回答。
菱田刑警问过了这些话，好像觉得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了，便往房间里扫视了一周，走到窗口，打开了窗。咿唔一声，窗子开了，淡灰色的屋顶趴着般地出现在面前。雨不晓得什么时候停了，在雾气蒸腾中，河沟成了一条黑带蜿蜒流过去。
没错，这里离现场很近呢。
然而，这时候吸引住我们眼光的，不是窗外景色，而是忽然在阳台上出现的一簇簇花。在这充满腐臭的房间里，是那位姑娘当做唯一的慰藉来细心栽培的吧，五六只花钵上绽放着无数的花朵，仿佛在为这位匆匆地就要腐朽的年轻姑娘的灵魂代言着什么，在风里也不晃荡一下，拒斥着浑浊的空气，一股劲地散放着雨露的光，白白地开成一大片。
——这便是我与那花的第二次邂逅了。
二
在第三次邂逅的时候，那花在彩色洋灯下，跟整个房间同样地被染成一片嫣红。第一次造访梢风馆后两天，我不是以一个警察，而是以一个客人身份，在那个房间里和铃绘相见——这是有理由的。
菱田刑警从老板娘、昌子以及铃绘的话，判断当天晚上铃绘接的客人福村谨一郞就是凶手。
据称，一钱松并没有进铃绘的房间，这样一钱松的尸首手上，为什么抓着只有铃绘房间里才有的桔梗花呢？答案只有一个。换一种说法，凶案发生时，身上有桔梗花的不是被害人，而是加害人。当一钱松和凶手缠斗时，凶手八成是在胸口上缀着一朵花，他偶然间抓住了它。这么一想，凶手正是唯一可能和铃绘房间里的那个玻璃杯上的花有过接触的人物，除了福村之外，没有第二人。
福村应该是在一钱松离开后，马上出了梢风馆，从后赶过去，在现场袭击一钱松，勒杀后把一钱松怀里的五百元夺走。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福村有一只手受到火伤，几乎不能用，这样的人能够勒杀一钱松吗？另外，福村又如何知道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一钱松有钱？菱田刑警认为可能是福村出去上厕所什么的，路过时在纸门外听到昌子房间里的交谈吧，不过我倒以为在这一点上，铃绘好像还隐瞒着什么。
我希望能够在老板娘不在场的情形下，与铃绘单独谈谈，原因就是想弄清楚这一点。我觉得，铃绘与其说是怕我们，不如说更怕老板娘，我相信只要老板娘听不到，她会说出更多的话。
我还得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卸下眼镜，还为了遮去稀疏的头发戴上帽子，几乎是化了装才以一个狎客的身份去接近铃绘，乃是因为除了自身的职务之外，还有着一份感情的成分在内。
在我幼小时的记忆里，一直烙印着一个女孩的影子。我的故乡是富士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那时候我的邻居有个名叫幸子的女孩。幸子就像一个替人家看小孩的姐姐般地疼我，常常捎我，或者牵着我的手去玩。幸子虽然自己也还只是个小女孩，可是我却牢牢地记得她那双手，因为经常做粗活，所以又粗又黑又大，像个男人似的。如今我没法想起幸子如何跟我玩，不过有一天早上，幸子突然抱着一只包袱，被一个行商的生意人般的男子带着，从土堤上离去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从后面追过去，幸子到了桥边就回过头，朝我笑着摆了摆手。我幼稚的心灵里，倒也知道幸子是被卖到令人悲伤的地方去了，可是她那笑，跟往常并无两样，是完全开朗的。
我不晓得幸子后来怎样了，可是那笑容，是幸子留给我的最后一幅画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鲜明如昨。自从看到了跟幸子一般年纪的铃绘，她与幸子的本质是悲伤的笑容便重叠在一块。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她从那种世界救出来——大概就是这一类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吧。
我打算事后才向菱田刑警报告，因此事前什么也没说就决定这么做。可是单独行动有点不放心，所以找了个熟悉花街老于此道的朋友同往。我还不懂玩乐的事，在这个案子发生以前也从未涉足过这一带，连一个狎客如何进去都不懂，尽管眼镜和头发这两样我形貌上最大的特征都遮掩住了，但还是担心单独行动会被看出来是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