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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听信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出人意料地发出庚牌<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统制姚世安自代为主帅，拒听余玠军令，并利用与权臣谢方叔的侄子交好的关系，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于是他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紧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发出十六天后，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来的急报，称蜀帅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视事。根据行程推断，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大概与宋理宗发出紧急诏令同时。宋理宗得报后，不知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怀疑余玠装病不朝，于是又拜其为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以为安抚。此为朝廷所发出第二道诏令。
十天后，宋理宗又草率地决定以余晦为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入蜀接替余玠的职事。余晦之前任临安府尹，言声甚差。就连嫉恨余玠的权臣徐清叟也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佻浮薄，不堪任重。如以余晦当此任，臣恐四川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无人矣”。但宋理宗却以“诏命已颁”为由，不肯收回成命。因担心余玠拥兵自重，不听诏令，宋理宗又以余玠病重难理军政为借口，再下诏令，命“余玠以兴元府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务抚存之，仍各给良田，制司济以钱粟”。此即为第三道诏令，意在削夺余玠兵权。
然更换蜀帅一事，远比宋理宗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在第一道诏令到达重庆后没几天，余玠本人便暴病身亡。朝野间流言纷纷，如雪花一般漫天飞舞——有人称余玠是自杀殉节，以免回朝后遭到政敌迫害；有人称余玠是被仇家下毒暗害，凶手就是现任利戎司统帅姚世安，其意在为前任主帅王夔复仇，并保住他自己的位子；有人说是秦巩汪氏派人暗害余玠，意在报汪世显和阔端先后被害之仇；还有人说凶手是昔日白鹿茶肆卖茶翁的后人；甚至有人说是朝廷派暗探下的毒手。
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余玠，蜀中民众听到余玠的死讯后，无不悲哀难过，如同失去至亲亲人。宋理宗为平复民心，特赠余玠五官。但朝中大臣对余玠的攻击却依然如故，并愈演愈烈。余玠心腹部将金戎司主帅王惟忠也因招降阔端一事失败被诬告暗通蒙古，于临安斩首示众。对修建钓鱼城有重大贡献的冉琎、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职还乡。就连余玠本人也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而后来奸臣贾似道当权，贪婪粗鄙，好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竟然下令掘开余玠的坟墓，取走了玉带。
余玠一死，蒙古终除真正心腹大患。其人死后不到一个月，蒙古即全面展开新一轮的斡腹计划，新任漠南总领忽必烈亲率大军从六盘山出发，取道吐蕃，过雪山，渡金沙江，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季，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蒙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皇帝段兴智逃奔善阐，相国高祥于逃跑途中被蒙古军击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后投降。至此，建国三百一十七年的大理国灭亡，共历二十二主。
蒙古人杀尽高氏，扶段氏重新执政，立大理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管，从此段氏死心塌地追随蒙古，派出军队跟随蒙古军东征西讨。大理公主段霜——也就是昔日的若冰，她回大理后自承为杀死高言的凶手，差点为相国高祥所杀。还是段兴智以命相搏，这才勉强保住了女儿性命，后遁入深山，不知所终。蒙古最终成功在南宋南部安插了一块基地，完成了南北包抄夹攻南宋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计划。从此南宋王朝腹背受敌，惶惶不可终日。
1253年忽必烈攻大理图
此时，蒙古已占领统治了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疆域包括淮河至秦岭以北，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及云南大理等，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包围形势。忽必烈受命负责征宋事宜后，采纳谋士姚枢的建议，改变此前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作战方法，在江淮和四川前线分兵屯驻要地，以守为主，亦耕亦战，广积粮储，充实边备，以为久战之计。在四川战区，汪德臣立城利州，屯田戍守，且耕且战，使利州成为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桥头堡。“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刘黑马<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则初定成都，与汪氏两相呼应，巩固了蒙古对川北、川西的统治。
宝祐四年（1256年）六月，蒙古大汗蒙哥召集诸王百官，商讨攻宋之计，这实际上已经拉开了蒙古全面灭宋计划的序幕。经过讨论，蒙哥随即制订了以进逼临安、灭亡南宋为目标的计划，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土，自己亲率军队大举攻宋。此次，蒙古精兵强将倾巢而出，不灭南宋誓不罢休。蒙军主力兵分三路：蒙哥亲率主力军攻打四川，预备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其弟忽必烈率一军攻打鄂州；塔察儿、李璮等率军佯攻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攻打潭州<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再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为了配合蒙古大汗亲征，蒙古军占据了宋人废弃的成都城，正式在此立城设署，以图全蜀。宋理宗虽然荒淫昏聩，但也料到蒙军此举必有图谋，于是以成都之得失关系全蜀安危为由，严令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务须收复成都。皇帝下了圣旨，蒲择之自然不敢怠慢，决定亲自出马，收复成都。事先，蒲择之也做了周密部署，派都统杨大渊把守剑门关，负责阻挡利州蒙军汪德臣部南下；又派都统段元鉴守卫灵泉山<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大将刘整在江箭滩布防，负责阻截蒙古大将纽璘从夔州增援。这样，成都的蒙古军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259年蒙哥大举攻蜀示意图
一切安排妥当后，蒲择之亲自率主力自重庆攻打成都。当时驻守成都的蒙军主帅阿答胡刚刚病死，本来时机对宋军十分有利。不料蒙古大将纽璘骁勇善战，首先在江箭滩突破了宋军防线，率援军冲进成都，然后整顿人马，领军固守。蒲择之虽然成功围困住成都，却久攻不下，又刚好遇上雨季，阴雨连绵，天气潮湿闷热，宋军士气十分低落。不久，蒙军汪德臣部冲破宋军防线，赶来增援，与成都城内的纽璘部内外夹击，终于冲跨了蒲择之精心布置的包围圈。蒲择之失利后，率军退回重庆。
蒙古纽璘解成都之围后，趁机反守为攻，进围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云顶山是贯通东西川的军事要冲，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共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北恃高定关与小云顶互为依托，控制成都至潼川之要道，是成都东面之门户。宋代建国之初，就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在山下设立怀安军，这样，无论东川还是西川有事，均可凭借扼守云顶山而不得越境。余玠入主四川后，着手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云顶山城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云顶山城易守难攻，所以才将成都府治由成都迁到云顶山城。
云顶山如此要地，宋军自然要全力防守，宋将刘整率军阻挡纽璘军，但被蒙军击败。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的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政敌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相继失陷，威州、茂州诸蕃亦归附蒙古<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宋成都府治不得不南迁嘉定。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十月，入利州，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宋将杨立战死。十一月，蒙古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出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a id="ch7-back" href="#ch7"><sup>[7]</sup></a>守将蒲元圭也挈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这是蒙哥登上汗位后第一次亲征，兵锋直指钓鱼城，自然因为其军事价值重大。时人有云：“夫钓鱼山，西邻嘉定，可以召兵；北近阆、剑，可以乞援；南通滇、黔，可以取货财；东达荆、湘，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要害，有广土众民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纯古，盗贼未尝侵犯，诚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城钓鱼山以为固守计，则异时可以省军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既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当分责于诸路军人。如嘉定之师，则当责以收复汉、邛；泸州之军，则当责以戡定资、简、成都；夔、万之军，则当责以收复渠、达、重庆；合州之军，则当责以规复利州、潼川。剑、阆诸路乘隙蹈瑕，声东击西，克服全蜀。蜀定而后江南可保，荆湘可守，而中原亦可以相继恢复，此琏、璞对踞画地之时，早有以计及之也。吾观余玠经理西蜀图，乃知当日形势在钓鱼山。制置使持节于此，积粟敛兵以镇之，如镇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运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将来王师大举，收复成都、潼川，因利乘便直捣兴元，进规陕、甘，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足见钓鱼山既可以作为抵抗蒙古军东下的基地，又可作为将来宋军收复失地的大本营。
当时钓鱼城亦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城中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聚居多达十数万人。兴戎司主帅王坚同时兼任合州知州，为钓鱼城的最高军政指挥官。自余玠暴毙而死后，王坚预料到四川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巩固城防，立即着手大规模修缮加固钓鱼城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而蒙古一方，因大汗御驾亲征，也对钓鱼城势在必得。蒙哥本人曾经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负骁勇善战，威名远播，自入四川以来，也是节节胜利，因此极为狂妄，大有已经视南宋江山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晋国宝前去招降。结果，晋国宝一进钓鱼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坚下令逮捕，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
蒙哥吃了个闭门羹，面子上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下，决定强攻钓鱼城。蒙军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值得花费时间，不如绕过它直下江南。一旦我们夺取临安、灭亡南宋，钓鱼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强好胜的蒙哥断然拒绝了术速忽里的建议，发誓要用武力征服钓鱼城。如此一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此时的蒙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仅葬送了蒙古无数精兵强将，甚至他本人的生命，更由此改变了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格局，甚至减缓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寒风凛冽，蒙哥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攻城行动。正式进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庶弟末哥攻渠江流域的礼义山城、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以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又派留驻成都的大将纽璘进攻忠州、涪州二县，并在蔺市造起一座浮桥，以阻绝长江下游宋军的增援。又在铜罗峡<a id="ch8-back" href="#ch8"><sup>[8]</sup></a>据险为垒，以阻遏重庆宋军北进增援。这样一来，钓鱼城孤悬一隅，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蒙哥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强马壮的蒙军再对钓鱼城发动攻势，不过是瓮中捉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