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案 译后记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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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写于1967年，是高罗佩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根据传记所述，激发他写作灵感的，正是三十多年前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和法国歌曲《诗人之爱》 （<i>L'ame des Poetes</i>）。当时他曾与法国知名女歌手卢香·波瓦耶（Lucienne Boyer）一起在波瓦森林中骑马，二人穿着当时流行的俄罗斯哥萨克制服，“在巴黎度过的那段岁月很浪漫和富有诗意，犹如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在写作此书时，他整夜播放朱丽叶·格蕾科（Juliette Greco）的唱片，因为其中也有卢香·波瓦耶的这首歌曲。<a id="jzyy_01_1446" href="#jz_01_1446">⁽¹⁾</a>

1967年6月，高罗佩先生得知自己身患肺癌，已是时日无多，却仍然全力工作。9月21日，他在病情恶化的前夜完成此书，9月24日与世长辞。次子彼得·范古利克（Pieter van Gulik）曾说过，父亲就像他一直所希望的那样，“战死在沙场上”。<a id="jzyy_01_1447" href="#jz_01_1447">⁽²⁾</a>

1968年，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i>Poets and Murder</i>，意为“诗人与谋杀”；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i>Moord op het Maanfeest</i>，意为“中秋案”，译者采用此名。

书中的女诗人幽兰，其名的原文为Yoo-lan，后记中指出这一人物以唐代女诗人鱼玄机为原型。译者为何定名为“幽兰”，理由有二：一是鱼玄机又名幼微，字蕙兰；二是高罗佩先生曾在另一部著作《琴道》中记载过，中国最早记谱保存下来的琴曲可追溯到唐代，名为《幽兰》。<a id="jzyy_01_1448" href="#jz_01_1448">⁽³⁾</a>“幽兰”一名，既与《幽兰》琴谱相应，又与“幼”、“兰”二字暗合。另外，幽兰在巴蜀的经历，有一部分或许借鉴自唐代另一位名妓薛涛的生平。《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关于薛涛有如下记述：“父亲带她到四川就任，竟死在那里，这使她陷入困窘之中。由于她喜欢奢华，又有姿色，便在成都入籍为娼，不久便因才貌出众而声名大噪。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游四川，往往都要登门求见，如白居易（772—846）及其挚友元稹（779—831）。她与后者关系更深，分手之后很久仍有书信往还。她还为唐代大将军韦皋（745—805）所宠爱，俨若他的夫人。韦皋在四川做了许多年节度使，他显然给她留下了大笔财产。……她活了很大年纪，成为四川一带的引领风骚之人。”<a id="jzyy_01_1449" href="#jz_01_1449">⁽⁴⁾</a>

至于幽兰的旧情人温东阳，其原型当是温庭筠。“在咸宜观中，鱼玄机遇到一位当时有名的年轻诗人温庭筠（主要活动于850年）。他的出名不仅是因为诗写得好，而且也是因为他的生活放荡。她爱上了他，一度形影不离地伴随他浪迹四方。但是她拴不住这个放荡不羁的诗人，终于被他抛弃。”<a id="jzyy_01_1450" href="#jz_01_1450">⁽⁵⁾</a>第十七回中幽兰的题柱诗，正是引自鱼玄机写给温庭筠的《冬夜赠温飞卿》。

书中的人物郁金，原文为Saffron，意为藏红花或橙黄色，亦可称为郁金色，故取此名。

本书中的真凶，已不再是传统小说中以谋财或猎色等原因而作案的常态罪犯，而是类似以杀人害命为乐的变态恶魔。这一点令人不由想起“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笔下波洛（Poirot）系列小说的大结局《幕》（<i>Curtain</i>），凶手具有“虐待狂的欲望和力量的欲望”，认为自己“掌握了生死予夺之权”，持续实行一种没有明显利己动机的间接杀人行为，因此能够“永远不被定罪”，从中或可反映出作家独有的敏锐眼光，早早便已觉察出理性时代即将终结。其实，早在1961年的《朝云观》一书中，就已经出现了此类人物的先声，真凶由于才智超群而自命不凡，自以为可以凌驾于俗世的法度规章之上为所欲为，然而作恶终是为了修炼秘术，相比之下，《中秋案》中的凶手更为自觉而恣肆，纯以恶行自娱，赏鉴玩味给他人造成的痛苦，并为此感到洋洋得意，读罢令人不寒而栗。在此说明一点，对于人性中某些隐微难言的阴暗面，包括由于生理变态而导致的各种心理与精神变态，高公常在书中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从而使得其作品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与情感震撼力。这一明显带有西方现代性的文学特色，在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难得一见。

第十回中幽兰所作的《喜重逢》，似是出自十八世纪末朝鲜著名小说《春香传》中的一首诗作：“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珍馐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此诗后来衍生出多种版本，译者在翻译时也有所借鉴。

第十四回中提到十八年前九皇子谋反的庚戌“真乃凶年”。英文原作中只说是Year of the Dog，即狗年，根据《断案集》书后所附的《狄公年表》推算，当指650年。值得一提的是，高罗佩先生本人生于1910年，也同为庚戌年。

第十七回中鲁禅师所说的“更乐意观赏在野外自由自在的动物”，或许来自高罗佩先生本人的经历与体会。1942年7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乘船离开日本、前往非洲，8月17日到达洛伦索马贵斯，“有时我乘小船航行到林波波河上游地区，这是美好的旅行，让我首次看到处于其天然生活状态的河马、鳄鱼和其他野兽”。10月19日，他前去蒙巴萨，“我自己非常喜欢围绕肯尼亚山的几次旅行，我在那儿森林里的猎人树上小屋里待了几个夜晚，不是为了打猎，只是为了在它们的饮水处观察它们。我见证了在一只狮子和一只犀牛之间进行的精彩打斗”<a id="jzyy_01_1451" href="#jz_01_1451">⁽⁶⁾</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