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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专家的角度来看，”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之后，伦敦就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相信正派市民没有谁会同意你的观点的。”我回答说。
“是啊，是啊，我不该自私。”他一面笑着说，一面把椅子从早餐桌旁推开，“这对社会当然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所事事以外，谁也没有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每天都可以从晨报上读到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事。而且，华生，虽然常常是极其细小的线索，非常模糊的一个迹象，却足以让我知道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就好比蛛网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一样。对于掌握线索的人来说，小偷小摸的行径、恣意行凶、随意的暴行，这些都能够连成一个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还没有一个首都能提供如同当时伦敦一样的便利条件。然而现在呢……”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创造出的现状的不满。
当时福尔摩斯回到伦敦已经有几个月了。我在他的要求下，也已经把我的诊所转让了出去，搬回贝克街那个我们合住过的老寓所。一个叫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下了我在肯辛顿的小诊所，而且毫不犹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真让人感到奇怪——几年后我才知道弗纳原来是福尔摩斯的一个远亲，这才明白钱实际上是我朋友出的。其实，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在查看自己的笔记时，发现那段日子里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以及荷兰“弗里斯兰”号轮船的惊人事件——后一个案子差点儿使我俩丧失了性命。不过他天性冷静自重，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还用最严格的规定约束我不能提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这项禁令直到现在才被取消的。
福尔摩斯在发了一通古怪的牢骚之后，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晨报。这时，一阵猛烈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接着是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敲打大门。门开了，可以听到有人急忙忙冲进了过道，然后是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衣服凌乱、两眼发直的年轻人发疯似的闯进屋来。他浑身都在发抖。把我们轮流打量了一番之后，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你别责备我，我几乎要发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这样介绍自己，仿佛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以解释他的来访和来访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那张毫无反应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能解释什么。
“先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了过去，“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华生医生可以根据你的症状开一张镇定剂处方。这几天天气实在太热了。如果你现在感到心神安定一点了，就请坐在那把椅子上，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找我们做什么。你报了你的名字，似乎我应该认识你，不过除了知道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以及患有哮喘病之外，我的确对你一无所知。”
我因为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所以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是这位年轻人不修边幅、带着一扎法律文件、表链上的装饰以及急促的呼吸声使他得出这种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却惊得瞠目结舌。
“是的，你说的正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此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福尔摩斯先生，你可别不管我。假如他们在我还没有讲完之前就来逮捕我，请你让他们给我点时间，让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你。只要知道有你在外面为我活动，我会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真是太——太有意思了。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被捕呢？”
“谋杀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
我朋友那富有表情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种或多或少掺杂着一丝快意的同情。
“我的天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案子都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拿起仍然放在福尔摩斯膝盖上的《每日电讯报》。
“先生，你只要看过报纸，就会立刻明白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来找你了。我觉得现在肯定人人都在谈论我的名字和我的不幸。”他把报纸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
“就在这儿，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给你念念。你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标题是：‘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犯罪线索。’这就是他们正在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这线索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火车站就被跟踪了，而且我可以确信他们只是在等逮捕令来抓我了。这会让我母亲伤心的——肯定会让她伤心的！”
他万分惊恐地使劲扭着双手，在椅子上来回摇晃。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个被指控行凶的男人。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面貌清秀，但显得十分疲惫，两只蓝色的眼睛带着惊恐的神色，脸刮得干干净净，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他的年龄在二十岁上下，衣着和举止都像一位绅士。从他浅色夏季外衣的口袋里露出一卷签署过的文件，表明了他的职业。
“我们得好好利用这段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麻烦你把报纸拿起来，把刚才谈到的那段念一下，好吗？”
就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过的大标题下面，有这样一段带暗示的叙述，我念道：
昨天深夜或今日凌晨，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疑为严重犯罪行为。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为该郊区很有名望的居民，在此从事建筑业多年。奥尔达克独身，现年52岁，住在悉登哈姆路尽头的幽谷山庄。他以习性怪僻出名，平时沉默寡言，不爱交际，近几年实际上已经退出建筑业，不过其住宅后的贮木场仍然存在。昨晚大约12点，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队立刻赶到现场，终因木料干燥、火势凶猛而只能等到整堆木材烧尽。此时，起火原因似乎很偶然，不过另有迹象表明此乃严重的犯罪行为。火灾现场没有发现主人踪迹，令人颇为吃惊。经调查，才知道户主已经失踪。检查卧室，发现床无人睡过，而房间里的保险柜门被打开，满地散落着许多重要文件。最后发现室内有激烈打斗过的迹象，并在室内发现少量血迹以及一根橡木手杖，柄上也沾有血迹。现已查明，当天晚上奥尔达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该手杖就是来客之物。此深夜来客为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即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426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之有力证据。总之，该事件无疑会有惊人的进展。就在本报付印之时，有谣传说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约纳斯·奥尔达克已被逮捕，至少可以确定逮捕令已经发出。
“诺伍德事件的调查又有不祥进展。在可怜的建筑师的卧室里（卧室位于一楼），除有打斗迹象外，现又发现其卧室的落地窗是敞开的，好像有笨重物体从室内拖往木材堆的痕迹。在火场灰烬中发现被烧焦的残骸的说法已被证实。据警方推测，这是一起非常恐怖的凶杀案。受害者在自己的卧室里被木棍击毙，文件被盗，尸体被拖至木材堆焚烧以毁灭证据。此案已交苏格兰场富有经验之警官雷斯垂德进行调查，他正以其素有的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合着眼，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听了这篇惊人的报道。
“这个案子的确有几点值得注意。”他慢吞吞地说，“麦克法兰先生，让我先问你一句，既然似乎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为什么你还能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希斯的托林顿寓所，但昨晚由于我与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处理事务忙到很晚，就在诺伍德的一家旅馆住下了，然后从那里直接去的事务所。我毫不知情，一直等到坐上了火车，才看到了你刚才听到的新闻。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境十分危险，就赶来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你。我相信，如果我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里，肯定早就被抓走了。有个人从伦敦桥火车站起就一直跟着我，我毫不怀疑——天啊！谁来了？”
门铃响了，紧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门口。我看见他身后的门外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是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吗？”雷斯垂德问。
我们这位可怜的委托人站起身来，一脸惊恐。
“由于你蓄意谋杀了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转身看着我们，像当头挨了一棒一样，“扑通”一声坐到了椅子上。
“请等一下，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对你来说影响不大吧？这位先生正准备给我们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件，这也许会帮助我们弄清真相。”
“我想弄清真相并不困难。”雷斯垂德严肃地说。
“不过，要是你允许的话，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他的说法。”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你在过去曾给我们帮过一两次的忙，我们苏格兰场还欠你一份人情呢。”雷斯垂德说，“同时，我必须同我的犯人待在一起，而且我有义务警告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那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只请求你一定听我讲，并且确认我讲的绝对是事实。”
“我给你半小时。”雷斯垂德看了一下表说道。
“我必须先说明一下，”麦克法兰说，我对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一点儿也不了解。他的名字我非常熟悉，因为我父母很多年以前曾与他相识，不过后来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三点钟，他走进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时，我非常意外。当他说明他来的目的时，我更感意外。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满了很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然后他把这些纸放在我的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把它按照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你的，我就在这儿坐着。’
我开始抄写。当我发现他除留下少量的钱财之外，把其余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我有多么惊讶。他是个像小雪貂一样的怪人，就连眉毛都是白色的。当我抬起头来看他时，发现他那锐利的灰眼睛正盯着我，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文的时候，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可是他解释说，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什么亲属。他年轻时就认识我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值得信赖的小伙子，所以放心把他的钱交给我。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些感谢的话。遗嘱按照格式抄好了，签了字，并有我的书记当公证人。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已经解释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稿。约纳斯·奥尔达克先生接着告诉我，还有很多文件需要我去过目并且弄清楚，都是些租约、房契、抵押契据、临时凭证之类的东西。他说只有在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以后他才放心，并且要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件事还没有办妥之前，不要向你父母提起半个字。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而且还让我保证一定要做到。
“福尔摩斯先生，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不可能拒绝他的任何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发了一份电报，说我手头有重要的工作，不确定我什么时间才回家。奥尔达克先生说过，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九点以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可是，他住的地方不大好找，我将近九点半才到他家。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是他的管家吧。”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她吧？”
“正是。”
